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殷胥将信纸收起来,他条件反射的想将信收到怀中来放着,待夹入衣领内才想起这要是不小心让旁人看见了——就完蛋了!
他从书架上取出某本孝经来,夹进去收在一沓圣贤书内,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
他也一瞬间心中有种……冲动。既然马上就要相见,不若带着这封信去找她“质问”,但质问出的结果,那就只能算是他自己没事儿找事儿了。
可他的确是三番五次的想过……去作这样的死。
殷胥得了薛菱的指示,说是佛门一事手段激进对他绝对不利,如今朝堂上他又身处风口浪尖,不若在南地拖一段时间。他几乎是怀着轻松愉悦的心情奔向建康,只是在他路途上的时候,身在建康的崔季明却第一次得到了崔翕处得来的消息。
而当殷胥到达建康时,崔季明几乎是前脚离开了建康,往长安去了。她并未得知殷胥要来的消息,甚至连只言片语都未给他留下,便匆匆离开。
殷胥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,好似崔季明在不在,对他而言是根本无所谓的事情。然而他所期待的一切的建康繁华,好似一下子就在内心变成了黑白。
他一直期待着崔季明能带他游览秦淮河畔,去玩过建康夜集,或许许多节日也可一并在建康度过。这里没有那么多兄弟家人,几乎就只有他们二人,而一切他一路上想过的美好场景,几乎在得知崔季明的离开后,一切都变成了瞎想。
殷胥对于这些心境,自然不会跟任何一个人说起,他只是一心去处理手头的事情,全心全意扑在这些棘手的工作上,一面还未曾停止对于言玉的追踪和对于南方世家的调查。就算耐冬要他出去休息游览几日,他也似乎也兴趣寥寥,几乎除了办公事外便是窝在建康行宫内读书。
一心想着要见某人,却最后没能见到的失落感,简直比平日里的想念还更让人焦灼。殷胥头一回知道,自己也能如此静不下心来的烦躁。
他几乎是收不到回信也要三五日便朝长安的崔府送信,也要柳娘送了能养好眼睛的药物给她,殷胥想着如今二人的关系,崔季明应该能信任他,肯吃那些药了吧。
他还装作很恼火的样子,斥责了崔某人的小黄文。崔某人以一封毫无诚意的道歉信打发了他,信中直言“你要是当真觉得我冒犯了你,那我也不介意你冒犯我。请随意的不要脸的来冒犯我吧,就你的道行,还整不出超越我下限的妖蛾子。”
但至此以后,她回信中,渐渐开始正经起来,殷胥反倒心中又觉得失落。
四下无人时,殷胥也曾内心讨伐自己,不该装作出那般严肃的样子,毕竟……因此而自吃“苦头”的事情不是第一次。他想自己也不该总是这样。
然而分离的时间愈来愈久,他中途回过一两趟长安,而崔季明则因为是如今的太子伴读,而被派出去行事,二人几次失之交臂。几乎有了将近一年的时间,崔季明的回信也愈发少了,她甚至可以收到他四五封信件却不回一封。
陆行帮甚至找不到她的所在,连信也接送不到。殷胥心中的惴惴不安一步步扩大,他几乎要认为是崔季明有意避开与他相遇了。而他连一个理由都未得到。
而另一面,殷胥又在查探崔翕当初带走言玉的目的,以及那时候找寻言玉的几位男子到底是何人,为突厥在南地提供支援的人物又是哪位。
只是他越深挖,越才发现江左世家之间有多么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,而几乎是自长江以南,皇家对于这片土地的管束到底有多么无力,这些郡望几乎是从大邺建立以来,就未曾真正被掌控在皇家手中一般。
他对于崔家如此复杂的背景,也稍微有些了解。而崔翕纵然自长安退下宰相之位有十几年,但江南提及翕公的名声,却仍然是如雷贯耳,这种影响力,让殷胥不由得感觉有些微妙。
但朝堂上许许多多的事情虽然也依然重要,一件件在他意料中推行着,但渐渐的,但仿佛这些事都可以暂搁,追逐着想见到崔季明,反倒成了他行事的重心。
这第二年的冬天,殷胥因空宗一事往苏州而去,路上暂停留在了吴兴。
在正月的吴兴城内,过了初五后街道上的繁华,已经超越了三十年前大邺人的想象。此地靠近太湖,太湖又不但临近苏州,无锡,又有江南河在内的几条运河沟通,在近些年内从南至北,运河周边的城镇如同膨胀般发展起来。
高祖时期曾命农民迁入东都洛阳,而农民怎么都不愿,自发性偷偷溜回乡村,几乎造成了当年的笑话。而如今,各地的城市却逐渐一步步壮大起来,尤其在这一两年间,发展与动荡几乎存在于每个角落。谁也不知道这变动是向盛世前行,亦或是下一场战乱前的暗雷。
但这时代变动的过程,却绝算不上是美好的。
自奴婢部曲制废后,曾在政令发布后实施前的短短一两个月,杀奴的狂潮在各地门阀庄园下掀起,以偏远地区尤甚,毕竟政令未实行的情况下,杀奴是完全合法的。无数主家以这种流血来恐吓警告手下的奴仆,并向朝廷发出不满与抵抗。
但实际大邺的体制是不能用奴隶部曲制度来概括,虽然在律法上“部曲奴婢身系于主”“或可自由买卖,隶属贱口”,但是与突厥所谓的征服人口的奴隶制仍然不同,许多奴隶也获得了一定的地位权利,在实际权力上与普通人的差距并非天壤之别。
因这种不算太明显的生存差距,面临主家铁血的镇压,大量的部曲奴婢分为了两种,一类为了谋求良民身份,集体出逃、烧杀主家、造成暴动,然后向土地富裕的地区转移,等待律法实行后可以在本地入户,分得正当渠道的土地。而另一类则觉得本来的奴婢身份过得也不算太差,或者是不肯放弃已有生活,协助主家坑杀追捕其余奴婢,妄图因此在最后的奴婢时代,获取主家的地位,不论是否能转成民户,都希望得到富庶的主家的庇护。
殷胥早在向殷邛提出废奴婢制时,就对这种各地将引发暴动的情况早有预料。
不单大邺,每朝每代的每一年,南北各地都有无数或大或小的暴动发生,这类暴动如同每年的雨雪一样,必然会来,只是绝大多数都被镇压或者被解决了。
毕竟天下百姓之苦,是千年也未能改变的事实。纵然大邺这些年,赋税极低,绝大多数地区的百姓与前朝几百年动乱比起来,都活的很像个人了。但这种民福仍然是脆弱的,一场洪水,一年冻灾就能引起小片地区的崩溃,这种过不下去日子的暴怒与痛苦,总要由朝廷来承担。
而今年,几场暴动的矛头却对准了各地的主家郡望,终于不用朝廷来应付了。
朝廷虽然心里恨不得他们闹的稍微久一点,让某些以各种手段抵挡朝廷的各地门阀吃些苦头,但这类暴动若完全不制止,则会引起一圈圈的涟漪,事态也很容易发展到朝廷控制不住。于是朝廷只对部分闹的死伤太多的暴动进行了出兵镇压,而对于其他的小动乱,基本都是朝廷出面帮助迁居且转成民户,分授土地。
而如何安顿这些新民户则成为了最重要的问题。毕竟还有大部分的土地在富户地主手中,富余的土地是不足够分给大量民户的,因此仍要有大量民户成为地主的佃户。在殷胥与薛菱的携手下,以及朝堂上群臣的消极态度中,新的租佃律法诞生。
朝廷规定租佃关系必须要确立契约,由当地衙门备案,租佃契约需要写明双方的权利义务,租佃期长与田租率。当然,大邺也并未出现权利义务这样的字眼,只是表明了各方的行事范围。且契约本身,不论是否有条例写明,只要备案便具有两项基本的原则,一是佃户可拒绝地主在契约外的其他要求;二则是在当地衙门认定的部分天灾与动乱下,地主若不对佃客进行存恤,则确定为违反律例,需要接受朝廷处罚。
当然朝廷维护契约双方,也会从所有备案的租佃契约中,抽取少量的佃租税。这种状况下,自然会有大量的地主,为了逃这额外的租佃税,选择私定契约,不在当地衙门备案。
然而新的律法与政策下,自由契约的实行,也让各地的地主富户开始了急剧的洗牌。
其中加剧这种洗牌的原因,是殷胥与薛菱发生矛盾后也一直坚持的一条律法。
这条律法便是朝廷不可规定具体的田租率,只可给出非常粗略、范围广泛的田租率规范。殷胥坚持制定的律法中,给出“二成至八成的田租率皆是可立契约”的条件,而薛菱却表示如果给地主如此范围的自由,他们肯定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八成,那佃户则无路可活了。
而殷胥却不这么认为。他以前总以为朝廷是可以单方面制定这些比率的,但这几年来只是调控冻灾米价、各地设置塌房,为了获得资金而开始插手商行的殷胥,明白了前世坐在长安城内百年也不可能了解的道理。在某种程度上,商行是可以自发的形成合适的调控的。
曾经坑杀奴婢的地主几乎招不到佃客。而一大批以行商发家的富户,开始以契约备案、佃租降低、贷借种粮等等的优待政策,大批招揽佃客。地主收的田租太低,虽然能招到大批佃客,但对于富户自己而言则是赔钱的;田租太高,则一定会佃客四散,田荒业废。
虽非当年人人有地的均田制已经几乎不可能在往复,但佃户在人身上并不被地主束缚,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选择自愿的租佃关系。于是在这样有商品经济风格的租佃市场上,也出现了优胜劣汰。
几乎在两三个月什么奇葩契约都出现的浮动之后,这种地主和佃客双向选择的田租率出现了稳定,几乎从南至北,都在四成五至五成五之间略微浮动,形成了自发的均衡价码。
基本以今年租佃契约的普及状况来看,在这一年的招租期,适应政策、契约备案的新地主几乎都招满了佃客,而旧庄园地主很多都留有荒田。再加上这两年不错的税率政策,来年收成时,各地将会有很大程度的财富流动,钱财向新地主转移,他们为了扩张也会必定从去年亏损的旧庄园地购入大量的土地。
从一定程度上来说,未来两三年,曾经的主家与门阀手中的土地怕是会被一点点交易走。
这才是削了各世家的根本。
不过,情况看起来虽然是有好的地方,但仍有无数的漏洞在新政实行下暴露出来。比如地方上的律法十分不完善,佃户遭遇到了地主违反契约的情况,居然各种诉告无门。律法与社会还不能紧跟上这种新的潮流,不断的有摩擦发生,若不抓紧完善,这种改革也终将以失败而告终,或许奴婢制的回潮也会再可能出现。
对于这些,殷胥虽只是端王之名,但他早习惯了时时刻刻将天下当作自己身上的担子,因此这一年,耐冬觉得他快比朝堂上某些人,还要繁忙乏累了。
而在吴兴城内的这一停,他因时间短暂,只暂留在茶坊。毕竟这些年,科考的名额比前些年多了许多,肯抱着希望去窜那一两个名额,进长安赶考之人也增加了,吴兴这样的交通枢纽,也出现了大量的客邸和与摆渡码头。
殷胥正在随耐冬和其他仆从,坐在茶坊二层,等待过湖的摆渡客船。像他这样或家底不薄或家世不菲的等船人还有不少,他虽不言明身份,但好歹也是个王爷,也不知道此地到底有多少贵人,竟然连个靠湖的位置也买不到,只得坐在二楼靠楼梯天井的位置。
这次之所以亲自去苏州查空宗一事,一是被他从长安强行拉过来帮忙的嘉尚行事不利,身陷囹圄;二则是他陆行帮一直查着言玉的行踪,在这几个月期间他似乎频繁出现在江南,此次在空宗在苏州升坛传法之际,居然与言玉很相似的人也出现在了苏州。
他就有些好奇怀疑了,难道空宗的盛行……也于他们有关?
在殷胥正坐在天井边饮茶时,几个布衣人也走入了茶馆内,虽衣料算不上富贵,脚上的布靴看起来也沾着许多脏泥,但为首某个带着挡雪布斗笠的男子,颈上却带着个黑色的皮毛油亮的围脖。
他身量修长,脊背有着练武人的轻盈矫健。腰间一把秃鞘的长横刀,斗笠遮住了他的面容和头发,只能知道对方应当还很年轻。
这家茶坊,是陆行帮在运河下的新产业之一,那男子却朝一楼的掌柜出示了一块巴掌大的白玉牌子,上头似乎刻着个潦草的王八。166阅读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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殷胥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,好似崔季明在不在,对他而言是根本无所谓的事情。然而他所期待的一切的建康繁华,好似一下子就在内心变成了黑白。
他一直期待着崔季明能带他游览秦淮河畔,去玩过建康夜集,或许许多节日也可一并在建康度过。这里没有那么多兄弟家人,几乎就只有他们二人,而一切他一路上想过的美好场景,几乎在得知崔季明的离开后,一切都变成了瞎想。
殷胥对于这些心境,自然不会跟任何一个人说起,他只是一心去处理手头的事情,全心全意扑在这些棘手的工作上,一面还未曾停止对于言玉的追踪和对于南方世家的调查。就算耐冬要他出去休息游览几日,他也似乎也兴趣寥寥,几乎除了办公事外便是窝在建康行宫内读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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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至此以后,她回信中,渐渐开始正经起来,殷胥反倒心中又觉得失落。
四下无人时,殷胥也曾内心讨伐自己,不该装作出那般严肃的样子,毕竟……因此而自吃“苦头”的事情不是第一次。他想自己也不该总是这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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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行帮甚至找不到她的所在,连信也接送不到。殷胥心中的惴惴不安一步步扩大,他几乎要认为是崔季明有意避开与他相遇了。而他连一个理由都未得到。
而另一面,殷胥又在查探崔翕当初带走言玉的目的,以及那时候找寻言玉的几位男子到底是何人,为突厥在南地提供支援的人物又是哪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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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第二年的冬天,殷胥因空宗一事往苏州而去,路上暂停留在了吴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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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祖时期曾命农民迁入东都洛阳,而农民怎么都不愿,自发性偷偷溜回乡村,几乎造成了当年的笑话。而如今,各地的城市却逐渐一步步壮大起来,尤其在这一两年间,发展与动荡几乎存在于每个角落。谁也不知道这变动是向盛世前行,亦或是下一场战乱前的暗雷。
但这时代变动的过程,却绝算不上是美好的。
自奴婢部曲制废后,曾在政令发布后实施前的短短一两个月,杀奴的狂潮在各地门阀庄园下掀起,以偏远地区尤甚,毕竟政令未实行的情况下,杀奴是完全合法的。无数主家以这种流血来恐吓警告手下的奴仆,并向朝廷发出不满与抵抗。
但实际大邺的体制是不能用奴隶部曲制度来概括,虽然在律法上“部曲奴婢身系于主”“或可自由买卖,隶属贱口”,但是与突厥所谓的征服人口的奴隶制仍然不同,许多奴隶也获得了一定的地位权利,在实际权力上与普通人的差距并非天壤之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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殷胥早在向殷邛提出废奴婢制时,就对这种各地将引发暴动的情况早有预料。
不单大邺,每朝每代的每一年,南北各地都有无数或大或小的暴动发生,这类暴动如同每年的雨雪一样,必然会来,只是绝大多数都被镇压或者被解决了。
毕竟天下百姓之苦,是千年也未能改变的事实。纵然大邺这些年,赋税极低,绝大多数地区的百姓与前朝几百年动乱比起来,都活的很像个人了。但这种民福仍然是脆弱的,一场洪水,一年冻灾就能引起小片地区的崩溃,这种过不下去日子的暴怒与痛苦,总要由朝廷来承担。
而今年,几场暴动的矛头却对准了各地的主家郡望,终于不用朝廷来应付了。
朝廷虽然心里恨不得他们闹的稍微久一点,让某些以各种手段抵挡朝廷的各地门阀吃些苦头,但这类暴动若完全不制止,则会引起一圈圈的涟漪,事态也很容易发展到朝廷控制不住。于是朝廷只对部分闹的死伤太多的暴动进行了出兵镇压,而对于其他的小动乱,基本都是朝廷出面帮助迁居且转成民户,分授土地。
而如何安顿这些新民户则成为了最重要的问题。毕竟还有大部分的土地在富户地主手中,富余的土地是不足够分给大量民户的,因此仍要有大量民户成为地主的佃户。在殷胥与薛菱的携手下,以及朝堂上群臣的消极态度中,新的租佃律法诞生。
朝廷规定租佃关系必须要确立契约,由当地衙门备案,租佃契约需要写明双方的权利义务,租佃期长与田租率。当然,大邺也并未出现权利义务这样的字眼,只是表明了各方的行事范围。且契约本身,不论是否有条例写明,只要备案便具有两项基本的原则,一是佃户可拒绝地主在契约外的其他要求;二则是在当地衙门认定的部分天灾与动乱下,地主若不对佃客进行存恤,则确定为违反律例,需要接受朝廷处罚。
当然朝廷维护契约双方,也会从所有备案的租佃契约中,抽取少量的佃租税。这种状况下,自然会有大量的地主,为了逃这额外的租佃税,选择私定契约,不在当地衙门备案。
然而新的律法与政策下,自由契约的实行,也让各地的地主富户开始了急剧的洗牌。
其中加剧这种洗牌的原因,是殷胥与薛菱发生矛盾后也一直坚持的一条律法。
这条律法便是朝廷不可规定具体的田租率,只可给出非常粗略、范围广泛的田租率规范。殷胥坚持制定的律法中,给出“二成至八成的田租率皆是可立契约”的条件,而薛菱却表示如果给地主如此范围的自由,他们肯定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八成,那佃户则无路可活了。
而殷胥却不这么认为。他以前总以为朝廷是可以单方面制定这些比率的,但这几年来只是调控冻灾米价、各地设置塌房,为了获得资金而开始插手商行的殷胥,明白了前世坐在长安城内百年也不可能了解的道理。在某种程度上,商行是可以自发的形成合适的调控的。
曾经坑杀奴婢的地主几乎招不到佃客。而一大批以行商发家的富户,开始以契约备案、佃租降低、贷借种粮等等的优待政策,大批招揽佃客。地主收的田租太低,虽然能招到大批佃客,但对于富户自己而言则是赔钱的;田租太高,则一定会佃客四散,田荒业废。
虽非当年人人有地的均田制已经几乎不可能在往复,但佃户在人身上并不被地主束缚,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选择自愿的租佃关系。于是在这样有商品经济风格的租佃市场上,也出现了优胜劣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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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一定程度上来说,未来两三年,曾经的主家与门阀手中的土地怕是会被一点点交易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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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,情况看起来虽然是有好的地方,但仍有无数的漏洞在新政实行下暴露出来。比如地方上的律法十分不完善,佃户遭遇到了地主违反契约的情况,居然各种诉告无门。律法与社会还不能紧跟上这种新的潮流,不断的有摩擦发生,若不抓紧完善,这种改革也终将以失败而告终,或许奴婢制的回潮也会再可能出现。
对于这些,殷胥虽只是端王之名,但他早习惯了时时刻刻将天下当作自己身上的担子,因此这一年,耐冬觉得他快比朝堂上某些人,还要繁忙乏累了。
而在吴兴城内的这一停,他因时间短暂,只暂留在茶坊。毕竟这些年,科考的名额比前些年多了许多,肯抱着希望去窜那一两个名额,进长安赶考之人也增加了,吴兴这样的交通枢纽,也出现了大量的客邸和与摆渡码头。
殷胥正在随耐冬和其他仆从,坐在茶坊二层,等待过湖的摆渡客船。像他这样或家底不薄或家世不菲的等船人还有不少,他虽不言明身份,但好歹也是个王爷,也不知道此地到底有多少贵人,竟然连个靠湖的位置也买不到,只得坐在二楼靠楼梯天井的位置。
这次之所以亲自去苏州查空宗一事,一是被他从长安强行拉过来帮忙的嘉尚行事不利,身陷囹圄;二则是他陆行帮一直查着言玉的行踪,在这几个月期间他似乎频繁出现在江南,此次在空宗在苏州升坛传法之际,居然与言玉很相似的人也出现在了苏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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