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26章
宰执人员们马上就要得到的郊祀典礼的赏赐,就都省了吧。这道旨意被送到翰林院,请各位学士大人们执笔。
结果司马学士和王学士各抒己见,完全相反。
司马光赞同,节俭从官员开始,这很好。
王安石反对,说这根本就是杯水车薪,形象工程。想当年唐朝的宰相常衮节省了工作午餐,被人讥笑,辞饭还不如辞位,根本就不配做宰相。何况现在国用不足,只是表面现象,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儿。
司马光摇头,常衮减少俸禄,总比尸位素餐的废物们好。现在国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物资不足,王安石讲得不对。
王安石高深莫测的一面露了出来:“知道是怎么造成的国用不足吗?核心问题是没找到真正善于理财的人。”
这句话是宋朝开天辟地头一次被提出来,就算在中国历史上,也只是有人曾经隐约地做到过,却从来没有上升到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来。
神宗的眼睛亮了,可司马光却不信邪,他的的确确是位不世出的历史学大师,所有的事都别想骗过他。他立即就指出来:“你所说的善于理财的人,不过是按照户口、人头数目尽情搜刮民财而已。百姓穷困,就会沦为盗贼,这不是国家之福。”
王安石非常平静,他下面说的这句话,如果真的做到了,他就是从古至宋,乃至于满清,最了不起的国家管理魔术师。
“善理财者,不加赋而国用足。”我可以不加税率,就让国家的收入增加。
神宗激动了,司马光愤怒了。王安石这句话,简直就是在挑战他的智商他的学识。有他在场,还敢说出这样的话,是对他最大的侮辱!
司马光说:“天地间的财物有定数,只有那么多,不在官就在民。你所说的不加赋而国用充足,不过是暗地里做手脚抢夺民财,那比加赋更恶劣,加赋至少还有根据和具体数字!何况这招数很早以前就有人用过了,汉朝的桑弘羊就用它迷惑过汉武帝,后果低劣不堪,当谁不知道吗?”
对话到这里达到高潮,可也结束了。史书里,注意,是南宋绍兴四年范冲版的《神宗实录》里,没有王安石对司马光这番话的回答。
以王安石当时的状态,和事情的重要性,他会选择闭嘴认输吗?绝对不会!但就是没有了……接下来的是神宗的结论。他说,我的意见和司马光接近,但是关于两府是否减掉赏赐,以王安石的见解为准。
自相矛盾,还是和稀泥?神宗的心理历代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,我不一一赘述,留下篇幅说说自己的浅见。首先,司马光的“万物有数,不在官即在民。”这乍一看非常有理,甚至在宋朝时是真理。王安石的“不加赋而国用足”简直就是变戏法,十足十的是用异端邪说引诱年青的神宗去犯罪。
讨论王安石,总是要和现代的经济调控联系起来,抛开“道德”,就以经济论事,司马光的理论可以归纳为两个字,“零和”。即收入和支出相等,不在官即在民。
王安石的叫“增值”。以政府做商号,用各种手段,包括政府调控、降低利率等办法来刺激市场,加快周转速度,就会在同样的利率下,产生更高的税值。说得复杂,其实就一句话,像小商贩,只要货走得快,价钱不变,也照赚大钱。
由此可以分析出,王安石更加高明,他超出了时代的限制。那么问题出现,他都超出时代了,至少就不被时代所理解。那么为什么神宗还会听他的呢?
这一方面是被他的“戏法”所引诱,不加赋而国用足耶!多诱人。另一方面就是下面对话的内幕含义了。
神宗问唐介,王安石当宰相怎样?他是“文学不可任?吏事不可任?经术不可任?”到底哪点不达标?
唐介回答,王安石很好学,但拘泥于古法,议论很迂阔,要是让他当宰相,一定会变更现有的法律,让天下不得安宁。
转过身来神宗问王安石,别人都说你只懂经术,不晓世务,你怎么看?
王安石说,经术,正是用来治理社会的妙药良方。后世的一些所谓学者,他们迂阔蠢笨,根本没学会,才会说经术无用。
到这里为止,是比较常见的文人对掐,互骂你傻的一般表现。下面的才是重点。
神宗再问,那么,让你来治理国家,你首先要做的是什么?
王安石斩钉截铁一句话:“变风俗,立法度,当前最大的急务!”
谈话结束,从此之后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,是中国古代历史里最为合契的一对君臣。请问,这是咋搞的?变风俗,立法度,这六个字有什么魔力?
魔力超级大,这是中国古代刘邦建立汉朝以前最了不起的一种学术的暗示。这种学术让春秋战国时一个个国家只要想富强,想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屹立不倒,发展壮大,就必须要遵从它,甚至于秦始皇消灭六国,统一天下,都以它为根本。
那就是光耀后世,却只能隐藏在儒家学说阴影里的法家。
翻历史书吧,不管谁有什么样的见解,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。天下是法家子弟打下的,却被儒家学说摘了桃子。没办法,法家讲究实效,所以能创世。儒家教人守礼,让既得利益者喜欢。
法家巨大的治世力量,一边让统者们深深地忌惮,一边又让他们无法舍弃,于是造成了一个现象。很多有为的君主,都是“外儒内法”的。神宗皇帝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。
他在治平二年,还是颖王时,手抄了一整本的法家典籍《韩非子》,抄完后拿给自己的幕僚看,检查有没有错处。不巧,被当时的侍读孙永看见了,这位儒家子弟立即翻脸,哪怕对方是皇子,也撇着嘴冷笑一声。“韩非险薄,无足观。”
儒家学说多博大精深,仁义道德啊,可惜除了一条条的人生语录之外,没半点治国创业的具体办法!
神宗当时不想把事搞大,笑了笑,我就是给书架多添本书,并不是喜欢它。
这时他在王安石的身上找到了共鸣。王安石是个很妙的人,根据以往各种史书里的描写,人们总把他当成一个为了自己的信念,不惜一切必须达到,坚定执着到油盐不进的程度,同时纯洁到天真。不对,王安石很会耍花招。他开口闭口都是古代圣贤怎样,尧舜禹怎样,其实都是挂羊头卖狗肉,内里所做的都是法家行为。
“变风俗”,儒家学说最大的目的就是让风俗纯朴,人民不管自服;“立法度”,儒家从来都是以笼统的仁义道德来“治国”,从来都鄙视“术”。想想王安石后来一条条的具体法令,那是什么呢?
这次谈话让君臣两人心有灵犀,也注定了后来和朝廷里所有朝臣的矛盾,包括那些初期支持他们,后期变成死敌的人。
儒家和法家,是不可调和的。
宋神宗从熙宁元年四月召见王安石,到第二年的二月时,才有了变法的实际举动。任命富弼为首相,王安石参知政事,组建自己的班底,变法开始。
历代史书接着就开始介绍各个具体法令的内容,颁布的时间,以及遇到的困难。如果我也这样写下去,就根本没法剖析出这段历史的真相。
试问这样翻天覆地的大变革,只在神宗和王安石达成法家治国的理念后,就直接上了马,是不是太儿戏了呢?神宗真的成了毛头小子,王安石真成了不学无术的傻大胆?
开玩笑,这期间有10个月的时间,宋神宗和王安石朝夕相处,从他们后来所做的事业有多大来看,他们的讨论肯定多方多面,涉及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。
作为后世人,我潜心静思,推算出他们至少有三个重点必须详细考虑。第一,那是个大秘密,是这次变法的大宗旨,所有的举措如果不建立在这个大前提之下,那么一切都失去了意义。不过可惜的是,查遍千年史书,不论是古人的,还是近现代的,对此都一字不提。
或许是他们没看到,或许就是别有用心地给删除了。
第二,变法的速度。是急进还是缓变,这是个大问题。要比具体的变法措施更重要,我们清楚,一件事的成功与否,不仅与它的立意有关,更与它的做法有关。怎么做更多地决定了它的成功。
聪明博学如王安石,谨慎小心如宋神宗,这个最起码的前提,一定会考虑到。只是出于对第一点,那个大秘密大宗旨的遵从,才不得己选择了实际操作中的急燥。这是无可奈何的,可也是热血沸腾,不得不做的!
第三,变法的涉及层面、具体法令。
环环相扣,每一个条件都为上一个服务,这是一整条互动互补,一荣俱荣,一损百损的利益链条,哪一点出了错,都会让帝国承受不可估量的打击。具体到第三条,它得服从前两个前提,国家必须迅速富强,极快地增加国库厚度。
得有钱,才能去做那些事。至于说事后怎样,只要那个大秘密大宗旨胜利了,一切都好说。
这三点讨论过之后,在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心里,变法己经有了一个完整的、宏观的蓝图,到了这时,才能进行实际操作。
实际操作让王安石全面躲在幕后,首相是富弼,以富弼的威望来镇抚局势,安定人心。王安石组建的变法班底更有讲究。
成立一个全新的部门,名叫“制置三司条例司”。故名思议,它是以国家的财政总署三司省为根基,研究怎样生财的特殊部门。以现代的名词来叫,可以称作“财政税收设计委员会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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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果司马学士和王学士各抒己见,完全相反。
司马光赞同,节俭从官员开始,这很好。
王安石反对,说这根本就是杯水车薪,形象工程。想当年唐朝的宰相常衮节省了工作午餐,被人讥笑,辞饭还不如辞位,根本就不配做宰相。何况现在国用不足,只是表面现象,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儿。
司马光摇头,常衮减少俸禄,总比尸位素餐的废物们好。现在国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物资不足,王安石讲得不对。
王安石高深莫测的一面露了出来:“知道是怎么造成的国用不足吗?核心问题是没找到真正善于理财的人。”
这句话是宋朝开天辟地头一次被提出来,就算在中国历史上,也只是有人曾经隐约地做到过,却从来没有上升到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来。
神宗的眼睛亮了,可司马光却不信邪,他的的确确是位不世出的历史学大师,所有的事都别想骗过他。他立即就指出来:“你所说的善于理财的人,不过是按照户口、人头数目尽情搜刮民财而已。百姓穷困,就会沦为盗贼,这不是国家之福。”
王安石非常平静,他下面说的这句话,如果真的做到了,他就是从古至宋,乃至于满清,最了不起的国家管理魔术师。
“善理财者,不加赋而国用足。”我可以不加税率,就让国家的收入增加。
神宗激动了,司马光愤怒了。王安石这句话,简直就是在挑战他的智商他的学识。有他在场,还敢说出这样的话,是对他最大的侮辱!
司马光说:“天地间的财物有定数,只有那么多,不在官就在民。你所说的不加赋而国用充足,不过是暗地里做手脚抢夺民财,那比加赋更恶劣,加赋至少还有根据和具体数字!何况这招数很早以前就有人用过了,汉朝的桑弘羊就用它迷惑过汉武帝,后果低劣不堪,当谁不知道吗?”
对话到这里达到高潮,可也结束了。史书里,注意,是南宋绍兴四年范冲版的《神宗实录》里,没有王安石对司马光这番话的回答。
以王安石当时的状态,和事情的重要性,他会选择闭嘴认输吗?绝对不会!但就是没有了……接下来的是神宗的结论。他说,我的意见和司马光接近,但是关于两府是否减掉赏赐,以王安石的见解为准。
自相矛盾,还是和稀泥?神宗的心理历代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,我不一一赘述,留下篇幅说说自己的浅见。首先,司马光的“万物有数,不在官即在民。”这乍一看非常有理,甚至在宋朝时是真理。王安石的“不加赋而国用足”简直就是变戏法,十足十的是用异端邪说引诱年青的神宗去犯罪。
讨论王安石,总是要和现代的经济调控联系起来,抛开“道德”,就以经济论事,司马光的理论可以归纳为两个字,“零和”。即收入和支出相等,不在官即在民。
王安石的叫“增值”。以政府做商号,用各种手段,包括政府调控、降低利率等办法来刺激市场,加快周转速度,就会在同样的利率下,产生更高的税值。说得复杂,其实就一句话,像小商贩,只要货走得快,价钱不变,也照赚大钱。
由此可以分析出,王安石更加高明,他超出了时代的限制。那么问题出现,他都超出时代了,至少就不被时代所理解。那么为什么神宗还会听他的呢?
这一方面是被他的“戏法”所引诱,不加赋而国用足耶!多诱人。另一方面就是下面对话的内幕含义了。
神宗问唐介,王安石当宰相怎样?他是“文学不可任?吏事不可任?经术不可任?”到底哪点不达标?
唐介回答,王安石很好学,但拘泥于古法,议论很迂阔,要是让他当宰相,一定会变更现有的法律,让天下不得安宁。
转过身来神宗问王安石,别人都说你只懂经术,不晓世务,你怎么看?
王安石说,经术,正是用来治理社会的妙药良方。后世的一些所谓学者,他们迂阔蠢笨,根本没学会,才会说经术无用。
到这里为止,是比较常见的文人对掐,互骂你傻的一般表现。下面的才是重点。
神宗再问,那么,让你来治理国家,你首先要做的是什么?
王安石斩钉截铁一句话:“变风俗,立法度,当前最大的急务!”
谈话结束,从此之后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,是中国古代历史里最为合契的一对君臣。请问,这是咋搞的?变风俗,立法度,这六个字有什么魔力?
魔力超级大,这是中国古代刘邦建立汉朝以前最了不起的一种学术的暗示。这种学术让春秋战国时一个个国家只要想富强,想在弱肉强食的环境中屹立不倒,发展壮大,就必须要遵从它,甚至于秦始皇消灭六国,统一天下,都以它为根本。
那就是光耀后世,却只能隐藏在儒家学说阴影里的法家。
翻历史书吧,不管谁有什么样的见解,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。天下是法家子弟打下的,却被儒家学说摘了桃子。没办法,法家讲究实效,所以能创世。儒家教人守礼,让既得利益者喜欢。
法家巨大的治世力量,一边让统者们深深地忌惮,一边又让他们无法舍弃,于是造成了一个现象。很多有为的君主,都是“外儒内法”的。神宗皇帝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。
他在治平二年,还是颖王时,手抄了一整本的法家典籍《韩非子》,抄完后拿给自己的幕僚看,检查有没有错处。不巧,被当时的侍读孙永看见了,这位儒家子弟立即翻脸,哪怕对方是皇子,也撇着嘴冷笑一声。“韩非险薄,无足观。”
儒家学说多博大精深,仁义道德啊,可惜除了一条条的人生语录之外,没半点治国创业的具体办法!
神宗当时不想把事搞大,笑了笑,我就是给书架多添本书,并不是喜欢它。
这时他在王安石的身上找到了共鸣。王安石是个很妙的人,根据以往各种史书里的描写,人们总把他当成一个为了自己的信念,不惜一切必须达到,坚定执着到油盐不进的程度,同时纯洁到天真。不对,王安石很会耍花招。他开口闭口都是古代圣贤怎样,尧舜禹怎样,其实都是挂羊头卖狗肉,内里所做的都是法家行为。
“变风俗”,儒家学说最大的目的就是让风俗纯朴,人民不管自服;“立法度”,儒家从来都是以笼统的仁义道德来“治国”,从来都鄙视“术”。想想王安石后来一条条的具体法令,那是什么呢?
这次谈话让君臣两人心有灵犀,也注定了后来和朝廷里所有朝臣的矛盾,包括那些初期支持他们,后期变成死敌的人。
儒家和法家,是不可调和的。
宋神宗从熙宁元年四月召见王安石,到第二年的二月时,才有了变法的实际举动。任命富弼为首相,王安石参知政事,组建自己的班底,变法开始。
历代史书接着就开始介绍各个具体法令的内容,颁布的时间,以及遇到的困难。如果我也这样写下去,就根本没法剖析出这段历史的真相。
试问这样翻天覆地的大变革,只在神宗和王安石达成法家治国的理念后,就直接上了马,是不是太儿戏了呢?神宗真的成了毛头小子,王安石真成了不学无术的傻大胆?
开玩笑,这期间有10个月的时间,宋神宗和王安石朝夕相处,从他们后来所做的事业有多大来看,他们的讨论肯定多方多面,涉及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。
作为后世人,我潜心静思,推算出他们至少有三个重点必须详细考虑。第一,那是个大秘密,是这次变法的大宗旨,所有的举措如果不建立在这个大前提之下,那么一切都失去了意义。不过可惜的是,查遍千年史书,不论是古人的,还是近现代的,对此都一字不提。
或许是他们没看到,或许就是别有用心地给删除了。
第二,变法的速度。是急进还是缓变,这是个大问题。要比具体的变法措施更重要,我们清楚,一件事的成功与否,不仅与它的立意有关,更与它的做法有关。怎么做更多地决定了它的成功。
聪明博学如王安石,谨慎小心如宋神宗,这个最起码的前提,一定会考虑到。只是出于对第一点,那个大秘密大宗旨的遵从,才不得己选择了实际操作中的急燥。这是无可奈何的,可也是热血沸腾,不得不做的!
第三,变法的涉及层面、具体法令。
环环相扣,每一个条件都为上一个服务,这是一整条互动互补,一荣俱荣,一损百损的利益链条,哪一点出了错,都会让帝国承受不可估量的打击。具体到第三条,它得服从前两个前提,国家必须迅速富强,极快地增加国库厚度。
得有钱,才能去做那些事。至于说事后怎样,只要那个大秘密大宗旨胜利了,一切都好说。
这三点讨论过之后,在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心里,变法己经有了一个完整的、宏观的蓝图,到了这时,才能进行实际操作。
实际操作让王安石全面躲在幕后,首相是富弼,以富弼的威望来镇抚局势,安定人心。王安石组建的变法班底更有讲究。
成立一个全新的部门,名叫“制置三司条例司”。故名思议,它是以国家的财政总署三司省为根基,研究怎样生财的特殊部门。以现代的名词来叫,可以称作“财政税收设计委员会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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