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28章
于是后来才有了王安石“荒诞不经”的一系列变法,这都是由于当年没受过高人的教育啊!其实哪儿跟哪儿,无论是少年时,还是后来大家都老了,直到周敦颐死去,王安石都不会把他放在眼里,甚至当时的学术界,也没把周、程两人当盘菜。
周敦颐,生于公元1017年,道州营道县(今湖南道县)人,原名敦实。因为宋英宗曾经叫赵宗实,所以才改名“敦颐”。
他幼年丧父,五周岁时随母亲投奔舅舅郑向。郑向是龙图阁直学士,有一定的影响。在舅舅地推荐下,他走上了官场。
这种开端决定了他一生的官职走向,永远都只是些小官,甚至被派到广东那种半开化的地区去管犯人。同时也反映出周敦颐本人学识的“高”度。前面所说的王安石三次求见而不得的事,一眼就瞧出真假了,和王安石一样,他也是个自学成材的人,甚至还没有经过科场,自学到彻底……凭什么在王相公面前那样骄傲?
更何况两人只相差四五岁,王安石是少年,他也是少年,求学期间就摆出了大宗师的架子,简直不知所谓。
那么他为什么会变得那样了不起呢?就要看人家学的是什么。从南宋时起,元、明、清、民国甚至现在,一直都有市场,不断被拔高的理学,就由他奠定根基,而根基就要从他对道教的不凡理解说起。
理学又叫道学,虽然道可道,非常道,与老子所创的黄老之说不一样,但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,周敦颐教主吸取营养时从来不挑食。他的理论根基《太极图》,就源自于宋初时华山著名的睡神道士陈抟的《无极图》。从那里确立了天人感应,格物致知,存天理,灭人欲等等理学主张的源头。
号称中兴儒家的人,居然从道家吸取主张,不知所宣扬的“纯”儒、“大”儒、圣人是从何而来的。
话说几十年的钻研之路是枯燥寂寞的,周敦颐的旷世才华并不为人所知。在当时,人们只是知道在合州府有一位小官,政事精绝,决断出众,大事小情的不经他之手,其余的官吏们不敢决断。别的嘛,就泯然众人矣。就这样伟大的生命在一天天地老去,直到有一位有心人悄悄地发现了他的秘密。
南安通判程太中。
一位通判,也就是副市长,级别上算是周敦颐的上司,可对他非常的客气,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到他面前郑重拜托,请他教育。这就是程颢、程颐两兄弟后来成为仅次于孔子、孟子,变成儒教第三四位圣人的开端。
其实上面这句话不大精确,别人努力一生,是想成为圣人,而程氏兄弟的职业,是教别人怎样成为圣人。这种不可思议的教育事业从他们年青时,比如弟弟程颐24岁时起就开始了。
兄弟两人先后在京城、嵩阳等地讲学,效果怎样不大好说,因为当时的圣人出产量还是不大高的,但是经过他们不断的努力,终于有了一些成果。他们被上层的领导们知道了,比如文彦博。领导的作用是巨大的,他们的住处、资金、环境都大大地改善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,就非常的痛苦。
他们当官了,以程颐为例,他当年曾自豪地说,自从当了周先生的弟子,每日钻研大道,科场名利之心再也没有了。不过科场还是要下的,不然怎样去教化大臣和皇帝呢?
每个人都有当圣人的权力,我要帮助他们!
程氏兄弟就此进入官场,在变法开始时,哥哥程颢还站在风口浪尖上。好了,变法的前奏就说到这里,该出场的大人物们也简单地介绍这些。下面要进行的是一项非常考验智力的游戏。
请问像北宋这样的大国,国事千头万绪,哪里都是问题。说声改变,要从哪里改?怎样才能在堆积如山的问题中找到那个最合适、最容易见效、也最稳妥的突破点?
这是一个在历代史书里都被忽视了的问题,谁也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变法的顺序是这样的,而不是别样的。为什么王安石要从均输法开始动手,那与北宋的国情有关,与官场的安稳有关,与那个变法幕后的大秘密大宗旨有关。
说官场,在熙宁二年七月份之前,王安石在官场的支持率不见得就比司马光低。他在变法竞选中,请回忆前面两人所说的天下财物怎样运作的不同意见里,司马光说的是节约,必须节约才能有钱。那是要全体官场勒紧裤腰带,让过惯了舒适奢靡的官员们受罪。
而王安石说的是不加赋而国用足,那意味着连民间再官场,大家都可以保持现有的生活。钱,会由他超凡脱俗,充满了魔力的脑子变出来。这是多么的诱人,全天下都等着他怎样变戏法。
第一项法令就在这种氛围里出台,它完全满足了官场的需要,没损害他们半分的官场收入,同时又让国家的税收成10倍的翻番增涨。可郁闷的是,仍旧有人跳出来声色俱厉地反对,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?
宋熙宁二年(公元1069年)七月,经制置三司条例司议定,均输法出台。它迅速地让京城里的达官贵人,乃至皇帝看到新法的效果,又巧妙的躲开了以农业为根基的中国古代国家最大的命脉。
时机没到,绝不去动最敏感、最基础的东西。
均输法很简单,它关系到开封过百万居民的生活现状。城市,我们都知道,大城市的繁荣取决于周边小城镇、农村的供给。它就像一只庞大的蜂王,全体工蜂们都要全力以赴的供养它,才能把它养胖,反过来吐出营养来繁衍整个蜂群。
开封城也是这样,为了繁荣它,赵匡胤建立了一个部门,名叫发运司,由它的长官发运使来负责淮、浙、江、湖等六路的漕运,把南方的柴、米、茶、盐等一系列的好东西运到京城来。可是时间长了,就显出了它的弊端。
那就是权力不足。
发运司只是个执行机关,只能按命令到某地去征集、运送某些东西,而决定运什么的,比如说京城里三司部门的某位大佬,他老人家只知道大笔一挥,按照不知哪年哪月存下来的底档,说有个地方出产这东西,好,发运使就到那儿摊派。
这让整个漕运乱七八糟,很多时候,这地方没这产品任务却来了,那地方有这东西却烂在地里不要。浪费吧,别急,真正的浪费还在另一边。京城里的供需更混乱,大佬们都是些口不言利、手不粘钱的君子,哪有闲心去管市场上真正需要些什么鸡毛蒜皮?
于是京城里急需的,往往运不上来。京城里积压的,倒源源不断地涌了进来。长此以往,供需脱节,但奇妙的是京城反而更繁荣了。为什么呢?稍后才说。
针对于国家具体负责部门的无能,王安石变法的头一步就是改善这一点。他的办法是,归根结底一句话——人治。
法治与法治社会,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。不管王安石的心底里是不是另有更好的主张,他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改良。具体做法,给发运使增加权力。
要让发运使有权力知道京城里需要什么,各地都出产什么,由他来决定到什么地方用什么价钱买什么东西,这其间朝廷就要花钱,同时也要考虑到把东西运回京城的路程,运费也要打进去。运回京城之后,由官方原有渠道向官员、市民出售。
大家看清楚了吗?等同于国家开了个买办大公司。这既解决了以往的供需脱节问题,也让国家在买与卖之间赚到了钱。王安石完全没有违背自己的竞争宣言,没动官员们、百姓们半分的税收等好处,就让国家得到了实惠。
在实际运作中也达到了这一点。王安石选中了一个合适的人选,他叫薛向。以前担任过开封府的度支判官、陕西转运副使,理财绝对是一把好手。薛向上任之后,以神宗拨给发运司的500万贯内藏钱、300万石上供米为起动资金,把这个国有的买办公司办得风生水起。
同时也被著名的仁人君子们骂得体无完肤。
第一轮的攻击波由范仲淹的二公子范纯仁发起。范纯仁是个让人摸不透的另类君子,他的一生总是在变法、不变法之间飘来荡去,秋千打得很有水平。这时是熙宁二年,他第一个跳出痛骂新法,18年之后,他的表现恰好相反。
不知脑子里想的是什么。
这时他的职务和他父亲当年一样,是知谏院。他在奏章里没有指出均输法任何一点的错处,针对的是君子小人分辨法的N次重复。在他看来,王安石一党无事生非残害百姓,所谓的富国之法,不外乎是向汉朝的小人桑弘羊学习,每天里像商鞅那样想着怎样赚钱,完全违背了孔子孟子等圣人的教诲。
空洞无物,态度恶劣,他被贬出京城,到外地反省。
接下来出场的是位开封府的推官,职务不大,可必须得认真应付,因为他是苏轼。苏轼这时的文彩己经耸动天下,在全国读书人心中的地位和文坛盟主欧阳修都相去不远了。这绝对不能小看,这是官场职务之外的另一种地位,就像每一个官员都是孔门弟子、天子门生一样,文坛地位高了,足以让一个人在宋朝笑傲人生。
苏轼的话真正说到了点子上,要明白其中奥妙,得先思考另一个问题。那就是,新法改革之前,京城的供需脱节了,为什么东京还能保持住有史以来人类最巅峰的繁华呢?
为什么?
那就是宋朝最为人所称道、羡慕的,整个世界截止在蒸汽机发明以前,最昌盛自由的东西——商业。它由宋朝的非官方发起,在中国汉人所创造的正朔朝代里版图最小的地域里,达到了让人无法想像的高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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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敦颐,生于公元1017年,道州营道县(今湖南道县)人,原名敦实。因为宋英宗曾经叫赵宗实,所以才改名“敦颐”。
他幼年丧父,五周岁时随母亲投奔舅舅郑向。郑向是龙图阁直学士,有一定的影响。在舅舅地推荐下,他走上了官场。
这种开端决定了他一生的官职走向,永远都只是些小官,甚至被派到广东那种半开化的地区去管犯人。同时也反映出周敦颐本人学识的“高”度。前面所说的王安石三次求见而不得的事,一眼就瞧出真假了,和王安石一样,他也是个自学成材的人,甚至还没有经过科场,自学到彻底……凭什么在王相公面前那样骄傲?
更何况两人只相差四五岁,王安石是少年,他也是少年,求学期间就摆出了大宗师的架子,简直不知所谓。
那么他为什么会变得那样了不起呢?就要看人家学的是什么。从南宋时起,元、明、清、民国甚至现在,一直都有市场,不断被拔高的理学,就由他奠定根基,而根基就要从他对道教的不凡理解说起。
理学又叫道学,虽然道可道,非常道,与老子所创的黄老之说不一样,但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,周敦颐教主吸取营养时从来不挑食。他的理论根基《太极图》,就源自于宋初时华山著名的睡神道士陈抟的《无极图》。从那里确立了天人感应,格物致知,存天理,灭人欲等等理学主张的源头。
号称中兴儒家的人,居然从道家吸取主张,不知所宣扬的“纯”儒、“大”儒、圣人是从何而来的。
话说几十年的钻研之路是枯燥寂寞的,周敦颐的旷世才华并不为人所知。在当时,人们只是知道在合州府有一位小官,政事精绝,决断出众,大事小情的不经他之手,其余的官吏们不敢决断。别的嘛,就泯然众人矣。就这样伟大的生命在一天天地老去,直到有一位有心人悄悄地发现了他的秘密。
南安通判程太中。
一位通判,也就是副市长,级别上算是周敦颐的上司,可对他非常的客气,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到他面前郑重拜托,请他教育。这就是程颢、程颐两兄弟后来成为仅次于孔子、孟子,变成儒教第三四位圣人的开端。
其实上面这句话不大精确,别人努力一生,是想成为圣人,而程氏兄弟的职业,是教别人怎样成为圣人。这种不可思议的教育事业从他们年青时,比如弟弟程颐24岁时起就开始了。
兄弟两人先后在京城、嵩阳等地讲学,效果怎样不大好说,因为当时的圣人出产量还是不大高的,但是经过他们不断的努力,终于有了一些成果。他们被上层的领导们知道了,比如文彦博。领导的作用是巨大的,他们的住处、资金、环境都大大地改善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,就非常的痛苦。
他们当官了,以程颐为例,他当年曾自豪地说,自从当了周先生的弟子,每日钻研大道,科场名利之心再也没有了。不过科场还是要下的,不然怎样去教化大臣和皇帝呢?
每个人都有当圣人的权力,我要帮助他们!
程氏兄弟就此进入官场,在变法开始时,哥哥程颢还站在风口浪尖上。好了,变法的前奏就说到这里,该出场的大人物们也简单地介绍这些。下面要进行的是一项非常考验智力的游戏。
请问像北宋这样的大国,国事千头万绪,哪里都是问题。说声改变,要从哪里改?怎样才能在堆积如山的问题中找到那个最合适、最容易见效、也最稳妥的突破点?
这是一个在历代史书里都被忽视了的问题,谁也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变法的顺序是这样的,而不是别样的。为什么王安石要从均输法开始动手,那与北宋的国情有关,与官场的安稳有关,与那个变法幕后的大秘密大宗旨有关。
说官场,在熙宁二年七月份之前,王安石在官场的支持率不见得就比司马光低。他在变法竞选中,请回忆前面两人所说的天下财物怎样运作的不同意见里,司马光说的是节约,必须节约才能有钱。那是要全体官场勒紧裤腰带,让过惯了舒适奢靡的官员们受罪。
而王安石说的是不加赋而国用足,那意味着连民间再官场,大家都可以保持现有的生活。钱,会由他超凡脱俗,充满了魔力的脑子变出来。这是多么的诱人,全天下都等着他怎样变戏法。
第一项法令就在这种氛围里出台,它完全满足了官场的需要,没损害他们半分的官场收入,同时又让国家的税收成10倍的翻番增涨。可郁闷的是,仍旧有人跳出来声色俱厉地反对,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?
宋熙宁二年(公元1069年)七月,经制置三司条例司议定,均输法出台。它迅速地让京城里的达官贵人,乃至皇帝看到新法的效果,又巧妙的躲开了以农业为根基的中国古代国家最大的命脉。
时机没到,绝不去动最敏感、最基础的东西。
均输法很简单,它关系到开封过百万居民的生活现状。城市,我们都知道,大城市的繁荣取决于周边小城镇、农村的供给。它就像一只庞大的蜂王,全体工蜂们都要全力以赴的供养它,才能把它养胖,反过来吐出营养来繁衍整个蜂群。
开封城也是这样,为了繁荣它,赵匡胤建立了一个部门,名叫发运司,由它的长官发运使来负责淮、浙、江、湖等六路的漕运,把南方的柴、米、茶、盐等一系列的好东西运到京城来。可是时间长了,就显出了它的弊端。
那就是权力不足。
发运司只是个执行机关,只能按命令到某地去征集、运送某些东西,而决定运什么的,比如说京城里三司部门的某位大佬,他老人家只知道大笔一挥,按照不知哪年哪月存下来的底档,说有个地方出产这东西,好,发运使就到那儿摊派。
这让整个漕运乱七八糟,很多时候,这地方没这产品任务却来了,那地方有这东西却烂在地里不要。浪费吧,别急,真正的浪费还在另一边。京城里的供需更混乱,大佬们都是些口不言利、手不粘钱的君子,哪有闲心去管市场上真正需要些什么鸡毛蒜皮?
于是京城里急需的,往往运不上来。京城里积压的,倒源源不断地涌了进来。长此以往,供需脱节,但奇妙的是京城反而更繁荣了。为什么呢?稍后才说。
针对于国家具体负责部门的无能,王安石变法的头一步就是改善这一点。他的办法是,归根结底一句话——人治。
法治与法治社会,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。不管王安石的心底里是不是另有更好的主张,他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改良。具体做法,给发运使增加权力。
要让发运使有权力知道京城里需要什么,各地都出产什么,由他来决定到什么地方用什么价钱买什么东西,这其间朝廷就要花钱,同时也要考虑到把东西运回京城的路程,运费也要打进去。运回京城之后,由官方原有渠道向官员、市民出售。
大家看清楚了吗?等同于国家开了个买办大公司。这既解决了以往的供需脱节问题,也让国家在买与卖之间赚到了钱。王安石完全没有违背自己的竞争宣言,没动官员们、百姓们半分的税收等好处,就让国家得到了实惠。
在实际运作中也达到了这一点。王安石选中了一个合适的人选,他叫薛向。以前担任过开封府的度支判官、陕西转运副使,理财绝对是一把好手。薛向上任之后,以神宗拨给发运司的500万贯内藏钱、300万石上供米为起动资金,把这个国有的买办公司办得风生水起。
同时也被著名的仁人君子们骂得体无完肤。
第一轮的攻击波由范仲淹的二公子范纯仁发起。范纯仁是个让人摸不透的另类君子,他的一生总是在变法、不变法之间飘来荡去,秋千打得很有水平。这时是熙宁二年,他第一个跳出痛骂新法,18年之后,他的表现恰好相反。
不知脑子里想的是什么。
这时他的职务和他父亲当年一样,是知谏院。他在奏章里没有指出均输法任何一点的错处,针对的是君子小人分辨法的N次重复。在他看来,王安石一党无事生非残害百姓,所谓的富国之法,不外乎是向汉朝的小人桑弘羊学习,每天里像商鞅那样想着怎样赚钱,完全违背了孔子孟子等圣人的教诲。
空洞无物,态度恶劣,他被贬出京城,到外地反省。
接下来出场的是位开封府的推官,职务不大,可必须得认真应付,因为他是苏轼。苏轼这时的文彩己经耸动天下,在全国读书人心中的地位和文坛盟主欧阳修都相去不远了。这绝对不能小看,这是官场职务之外的另一种地位,就像每一个官员都是孔门弟子、天子门生一样,文坛地位高了,足以让一个人在宋朝笑傲人生。
苏轼的话真正说到了点子上,要明白其中奥妙,得先思考另一个问题。那就是,新法改革之前,京城的供需脱节了,为什么东京还能保持住有史以来人类最巅峰的繁华呢?
为什么?
那就是宋朝最为人所称道、羡慕的,整个世界截止在蒸汽机发明以前,最昌盛自由的东西——商业。它由宋朝的非官方发起,在中国汉人所创造的正朔朝代里版图最小的地域里,达到了让人无法想像的高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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