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50章
王安石在这一刻登上了人生的顶点,谁能想到呢,四面八方如此辉煌的成果,换来的,是他第一次罢相。
这时准确的时间是宋熙宁七年(公元1074年)四月。新政改革己经进行了5年,有必要进行总结了。以职能划分,归为三个方面。
军、政、财。
这是一个国家最基本、最重要的三元素。5年期间,最先做的是“财”。通过各种新法,宋朝的国库赋税成翻增长,皇家内库也从仁、英两朝的见底状态徒然间拔升,景福殿里分成了三十二间库房,每间都装得满仓。神宗特写了一首四言八句诗,每一间以其中一字为名。
诗曰:“五季失图,猃狁孔炽。艺祖肇邦,思有惩艾。爰设内库,基以募士。曾孙保之,敢忘厥志。”其中五季,说的是晚唐以后的五代,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;猃狁,本指西周时西北少数民族,这里特指西夏与辽国。艺祖,大家都知道,指赵匡胤。
全诗意思是说,当晚唐离乱,五代时国家失去了土地,异族猖狂欺凌。宋太祖于艰险万难中创立国家,重振声威,要惩罚入侵者。所以设立了内库财富,用以招募壮士。现在到我这个曾孙了,怎么敢忘记祖辈的夙愿伟志。
诗成后意犹未尽,继写了一首五言。
“每虔夕惕心,妄意遵遗业。顾予不武姿,何日成戎捷。”大意是说每晚都虔诚忧惧的入睡,体会祖先的遗志,以他并不英武的天赋,何时才能达到目标。
这首诗贴在每间内库的显眼地方。
说这些,是要证明王安石新法关于敛财的成功。反对派们会说,这完全是横征暴敛的结果,民间都冤声载道了!我们站在21世纪里,公平地讲,每项逐条地分析,可以得出精确地结论。这在前文都详细探讨过,这里就不赘述了。
需要列出的是一些数字。这些数字,可以体现出王安石和他的新政给宋朝带来的实惠。通过它来佐证,要远比用空洞的、各执一词的理论说事,更让人信服。
《文献通考》卷四载,熙宁年间诸路共垦田数计四百六十多万顷,合六千九百万多亩。这是什么概念呢,有个对比,以新中国20世纪超过宋朝版图近三倍的国土面积,可耕地也只在18亿亩左右,而且还在逐年减少中。
这是开垦荒地,再用农田水利法等有效措施增产,每亩单产从三斛增至约四五斛。宋朝一斛为五斗,两斛合一担,每担合现代一百余斤。大家可以计算一下,六千九百万乘以亩净增额100多斤,是多少产量。
除非《文献通考》里的数字是假的,不然以这样财富相积累,王安石敛财用得着逼着人家破人亡吗?再结合熙河、荆湖、四川三地的接连大胜,无论怎样看,王安石的变法都处于顺风满帆,乘胜前进的时候,他怎么会突然间丢官罢职的呢?
我不太好选取形容词,是可悲,还是可笑,或者可怜呢?居然是天气。
宋朝发展到这时,人们总会说它是中国封建时代文明最高峰的时代,甚至N多的专家大师们也都举出无数的证据来证明这点。好,就算是真的吧。至少我们一直为之自豪的“四大发明”中的指南针、活字印刷、火药,都在宋朝发明或者成熟。虽然非常遗憾,这个让国人一直自豪的“四大发明”既不是国人提出的,真实意义上也和中华文明的主旨不符。
这个词由英国的汉学家李约瑟在《维京百科》里最早提出。相对于中国五千年里历史里无数的发明,他单单选了这四个,原因就在于他是西方人。这是他们的口味。
指南针利于航海,让西方人在茫茫大海上不迷路,让他们能有目标的前进,去开垦殖民地。这真是太伟大了;
火药让他们战无不胜,一切冷兵器都成了废物。让他们创造出100多个人征服了印加帝国,16000多人,包括日军8000人,俄军4800,英军(主要是锡克兵)3000人,美军2100人,法军800人,奥地利军50人意大利军53人就打进了19世纪时中国的首都的奇迹。
多么伟大啊!
还有造纸术、活字印刷。这都是有钱有闲阶级的东西,与平民百姓挂不上钩。不要以为在宋朝可以平民高考当官了,就全民族都认字看书了。现在还有文盲呢。
真正可以体现中国特色,与人为善,勤劳致富等特质的四样东西,其实应该是丝绸、茶叶、陶瓷之类。好了,闲话多说了些,就在这样文明先进发达的国度里,居然让一些反常的自然现象给搞晕了头。失去了振作国家,抵御未来巨大灾祸的最佳时机。
该仰天长笑,真好玩啊,还是俯首痛哭,为何当时有那么那么那么多的糊涂混帐人,硬生生地砍了自己的树根呢?
准确地说,当时砍的人大义凛然,义愤填膺,满头满脸的正气。其理由既有远古圣人的训言,又有近代圣人的发现。
——谓之“天人合一”。
这四个字超级经典,相信每个中国人,以至于外国人都知道。不过和汉学的兴盛无关,倒是拜中外影视剧所赐,连《功夫熊猫》里都能运用一下。
具体到宋朝,就是各种自然界灾害,都能和皇帝、臣子、政治、军事挂上钩。至于为什么挂上的,内蕴就太丰富玄妙了。当时就没几个人懂,现在……现在还有谁认为汶川大地震、海地大海啸之类的现象和人类的思维意识变化有联系吗?
所以一切的“天人合一”,都只是人类一厢情愿的猜测。可惜却总有人坚信不移。熙宁年间就发生过两次。第一次,熙宁六年。新政在国内如火如荼,王韶、章惇、熊本在边境上连战连捷,可是华山突然间地震了,泥石流翻滚而下,灾害相当不小。
这立即就被文彦博等人抓到了现行。在“天人合一”的理论下,华山崩塌,原因就是政治昏暗,百姓受苦,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!
有了宏观根据,文彦博还能与实际情况联系起来。他给神宗上了一份奏章,说的是他某次闲暇出去散心的所见所想。
那次他去大相国寺上香,嗯,很风雅,也很有宗教信仰。不过好像一直以来儒家独尊天下,“吾乃孔门弟子,誓不与和尚为伍!”这样的口号流传好多年了,难道文彦博不知道?并且多年以后,各位君子大贤还以王安石信了佛教,来抵毁王安石的人品,不知用的是什么样的双重标准。
闲话又多了些,回到正题。文彦博峨冠博带,宽袍飘然地从主殿出来,心情大好,顺便向附近的贸易市场走去。
他看见相国寺内,以及御街商行里,市易司的人员在紧张忙碌。或许是态度过于认真了,让文彦博非常不爽。
“瓜果之微,锥刀是竞,竭泽专利,所剩无几。”这样分毫必争,哪还有我大宋朝的威仪?其结果,只能是伤损泱泱大国的国体,使自己国民离心。更要紧的是,这里离外宾下榻的使馆很近,让他们看见了,会耻笑我们的!
大家什么感觉?按文彦博说的改正,这些都倒过来,纯粹就是打肿了脸充胖子,最可鄙视的卑贱虚荣心理。明明宋朝立国之本就在钱,没钱早就被周边的虎狼异族给吞了,结果认真赚钱居然是丢脸!
当时各处战争吃紧,宋神宗顶住了压力没太理会。可是第二次时,神宗第一个害怕了。熙宁七年,宋朝北方大旱,一连七八个月一滴雨都没有下。查一下史书,这次干旱的规范是超大的,不仅宋朝北部这样,连更北方的辽国也旱得一塌糊涂。
只是辽国人口密度小,疆域太广大,不是纯粹的农耕经济,对旱情的反应没有宋朝这样大。尤其是,他们没有宋朝这样的“文明”,没有足够的“理论依据”把旱情上纲上线,弄个“清楚明白”
宋神宗的性格特点在这时显露,此皇帝胜不骄,却备加小心,时刻提防敌人报复;败,或受挫时勇于自我折磨,不用敌人施压,他自己就会把可能中的后果上升到灾难的程度上。于是不管是胜还是败,每时每刻都忧心忡忡,提心吊胆。
后来,他就死在了这上面。
面对旱情,他不用臣子们提醒,自己就整天的念叨,抓住一个大臣问一次。爱卿,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?是不是像“保甲法、方田均税法、青苗法、均输法等等法”都应该废除呢?
大臣们这时经过为时5年的新政改革,都有了一定的政治心得了。他们一律躬身静听,面色沉重,若有所思,绝不开口。大家都清楚,这事儿轮不到他们说话。
终于有一天,神宗问到了王安石。
面对宋神宗的恐慌,王安石表现得非常镇定。他说,天旱、水灾这样的事,就算在上古圣君,如尧、舜、禹、汤时也在所难免,都只是些自然现象。我们尽力而为就是,根本不必担心。何况这5年来风调雨顺,连年丰收,按比例来说,现在的干旱也只是偶然出现。
总而言之,这都是小事(细故),上天有它的意愿,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就可以了(益修人事)。
这种回答,以我们现代人来看,王安石说的半点错都没有。本来嘛,尧、舜、禹时的大水延绵几十年,只要以人力抗争,不仅会战胜,更会留下万年不灭的美名。可是具体到宋神宗的身上,他这番话就错了。错得非常彻底,可以说,这是5年改革以来,他和宋神宗的思维差得最远的一次。
神宗说,他怕的就是人事之未修,我们都做错了!
错了?王安石稍微有了点惊疑,却绝对没有再往深里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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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时准确的时间是宋熙宁七年(公元1074年)四月。新政改革己经进行了5年,有必要进行总结了。以职能划分,归为三个方面。
军、政、财。
这是一个国家最基本、最重要的三元素。5年期间,最先做的是“财”。通过各种新法,宋朝的国库赋税成翻增长,皇家内库也从仁、英两朝的见底状态徒然间拔升,景福殿里分成了三十二间库房,每间都装得满仓。神宗特写了一首四言八句诗,每一间以其中一字为名。
诗曰:“五季失图,猃狁孔炽。艺祖肇邦,思有惩艾。爰设内库,基以募士。曾孙保之,敢忘厥志。”其中五季,说的是晚唐以后的五代,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;猃狁,本指西周时西北少数民族,这里特指西夏与辽国。艺祖,大家都知道,指赵匡胤。
全诗意思是说,当晚唐离乱,五代时国家失去了土地,异族猖狂欺凌。宋太祖于艰险万难中创立国家,重振声威,要惩罚入侵者。所以设立了内库财富,用以招募壮士。现在到我这个曾孙了,怎么敢忘记祖辈的夙愿伟志。
诗成后意犹未尽,继写了一首五言。
“每虔夕惕心,妄意遵遗业。顾予不武姿,何日成戎捷。”大意是说每晚都虔诚忧惧的入睡,体会祖先的遗志,以他并不英武的天赋,何时才能达到目标。
这首诗贴在每间内库的显眼地方。
说这些,是要证明王安石新法关于敛财的成功。反对派们会说,这完全是横征暴敛的结果,民间都冤声载道了!我们站在21世纪里,公平地讲,每项逐条地分析,可以得出精确地结论。这在前文都详细探讨过,这里就不赘述了。
需要列出的是一些数字。这些数字,可以体现出王安石和他的新政给宋朝带来的实惠。通过它来佐证,要远比用空洞的、各执一词的理论说事,更让人信服。
《文献通考》卷四载,熙宁年间诸路共垦田数计四百六十多万顷,合六千九百万多亩。这是什么概念呢,有个对比,以新中国20世纪超过宋朝版图近三倍的国土面积,可耕地也只在18亿亩左右,而且还在逐年减少中。
这是开垦荒地,再用农田水利法等有效措施增产,每亩单产从三斛增至约四五斛。宋朝一斛为五斗,两斛合一担,每担合现代一百余斤。大家可以计算一下,六千九百万乘以亩净增额100多斤,是多少产量。
除非《文献通考》里的数字是假的,不然以这样财富相积累,王安石敛财用得着逼着人家破人亡吗?再结合熙河、荆湖、四川三地的接连大胜,无论怎样看,王安石的变法都处于顺风满帆,乘胜前进的时候,他怎么会突然间丢官罢职的呢?
我不太好选取形容词,是可悲,还是可笑,或者可怜呢?居然是天气。
宋朝发展到这时,人们总会说它是中国封建时代文明最高峰的时代,甚至N多的专家大师们也都举出无数的证据来证明这点。好,就算是真的吧。至少我们一直为之自豪的“四大发明”中的指南针、活字印刷、火药,都在宋朝发明或者成熟。虽然非常遗憾,这个让国人一直自豪的“四大发明”既不是国人提出的,真实意义上也和中华文明的主旨不符。
这个词由英国的汉学家李约瑟在《维京百科》里最早提出。相对于中国五千年里历史里无数的发明,他单单选了这四个,原因就在于他是西方人。这是他们的口味。
指南针利于航海,让西方人在茫茫大海上不迷路,让他们能有目标的前进,去开垦殖民地。这真是太伟大了;
火药让他们战无不胜,一切冷兵器都成了废物。让他们创造出100多个人征服了印加帝国,16000多人,包括日军8000人,俄军4800,英军(主要是锡克兵)3000人,美军2100人,法军800人,奥地利军50人意大利军53人就打进了19世纪时中国的首都的奇迹。
多么伟大啊!
还有造纸术、活字印刷。这都是有钱有闲阶级的东西,与平民百姓挂不上钩。不要以为在宋朝可以平民高考当官了,就全民族都认字看书了。现在还有文盲呢。
真正可以体现中国特色,与人为善,勤劳致富等特质的四样东西,其实应该是丝绸、茶叶、陶瓷之类。好了,闲话多说了些,就在这样文明先进发达的国度里,居然让一些反常的自然现象给搞晕了头。失去了振作国家,抵御未来巨大灾祸的最佳时机。
该仰天长笑,真好玩啊,还是俯首痛哭,为何当时有那么那么那么多的糊涂混帐人,硬生生地砍了自己的树根呢?
准确地说,当时砍的人大义凛然,义愤填膺,满头满脸的正气。其理由既有远古圣人的训言,又有近代圣人的发现。
——谓之“天人合一”。
这四个字超级经典,相信每个中国人,以至于外国人都知道。不过和汉学的兴盛无关,倒是拜中外影视剧所赐,连《功夫熊猫》里都能运用一下。
具体到宋朝,就是各种自然界灾害,都能和皇帝、臣子、政治、军事挂上钩。至于为什么挂上的,内蕴就太丰富玄妙了。当时就没几个人懂,现在……现在还有谁认为汶川大地震、海地大海啸之类的现象和人类的思维意识变化有联系吗?
所以一切的“天人合一”,都只是人类一厢情愿的猜测。可惜却总有人坚信不移。熙宁年间就发生过两次。第一次,熙宁六年。新政在国内如火如荼,王韶、章惇、熊本在边境上连战连捷,可是华山突然间地震了,泥石流翻滚而下,灾害相当不小。
这立即就被文彦博等人抓到了现行。在“天人合一”的理论下,华山崩塌,原因就是政治昏暗,百姓受苦,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!
有了宏观根据,文彦博还能与实际情况联系起来。他给神宗上了一份奏章,说的是他某次闲暇出去散心的所见所想。
那次他去大相国寺上香,嗯,很风雅,也很有宗教信仰。不过好像一直以来儒家独尊天下,“吾乃孔门弟子,誓不与和尚为伍!”这样的口号流传好多年了,难道文彦博不知道?并且多年以后,各位君子大贤还以王安石信了佛教,来抵毁王安石的人品,不知用的是什么样的双重标准。
闲话又多了些,回到正题。文彦博峨冠博带,宽袍飘然地从主殿出来,心情大好,顺便向附近的贸易市场走去。
他看见相国寺内,以及御街商行里,市易司的人员在紧张忙碌。或许是态度过于认真了,让文彦博非常不爽。
“瓜果之微,锥刀是竞,竭泽专利,所剩无几。”这样分毫必争,哪还有我大宋朝的威仪?其结果,只能是伤损泱泱大国的国体,使自己国民离心。更要紧的是,这里离外宾下榻的使馆很近,让他们看见了,会耻笑我们的!
大家什么感觉?按文彦博说的改正,这些都倒过来,纯粹就是打肿了脸充胖子,最可鄙视的卑贱虚荣心理。明明宋朝立国之本就在钱,没钱早就被周边的虎狼异族给吞了,结果认真赚钱居然是丢脸!
当时各处战争吃紧,宋神宗顶住了压力没太理会。可是第二次时,神宗第一个害怕了。熙宁七年,宋朝北方大旱,一连七八个月一滴雨都没有下。查一下史书,这次干旱的规范是超大的,不仅宋朝北部这样,连更北方的辽国也旱得一塌糊涂。
只是辽国人口密度小,疆域太广大,不是纯粹的农耕经济,对旱情的反应没有宋朝这样大。尤其是,他们没有宋朝这样的“文明”,没有足够的“理论依据”把旱情上纲上线,弄个“清楚明白”
宋神宗的性格特点在这时显露,此皇帝胜不骄,却备加小心,时刻提防敌人报复;败,或受挫时勇于自我折磨,不用敌人施压,他自己就会把可能中的后果上升到灾难的程度上。于是不管是胜还是败,每时每刻都忧心忡忡,提心吊胆。
后来,他就死在了这上面。
面对旱情,他不用臣子们提醒,自己就整天的念叨,抓住一个大臣问一次。爱卿,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?是不是像“保甲法、方田均税法、青苗法、均输法等等法”都应该废除呢?
大臣们这时经过为时5年的新政改革,都有了一定的政治心得了。他们一律躬身静听,面色沉重,若有所思,绝不开口。大家都清楚,这事儿轮不到他们说话。
终于有一天,神宗问到了王安石。
面对宋神宗的恐慌,王安石表现得非常镇定。他说,天旱、水灾这样的事,就算在上古圣君,如尧、舜、禹、汤时也在所难免,都只是些自然现象。我们尽力而为就是,根本不必担心。何况这5年来风调雨顺,连年丰收,按比例来说,现在的干旱也只是偶然出现。
总而言之,这都是小事(细故),上天有它的意愿,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就可以了(益修人事)。
这种回答,以我们现代人来看,王安石说的半点错都没有。本来嘛,尧、舜、禹时的大水延绵几十年,只要以人力抗争,不仅会战胜,更会留下万年不灭的美名。可是具体到宋神宗的身上,他这番话就错了。错得非常彻底,可以说,这是5年改革以来,他和宋神宗的思维差得最远的一次。
神宗说,他怕的就是人事之未修,我们都做错了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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