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19章
他是继蔡确之后,第二个被贬过岭南的大臣。
在这个过程中,没有谁给他讲情,连范纯仁都闪得远远的,有多远躲多远,就算这样仍然觉得不安全,几天之后,范纯仁和吕大防几乎不约而同地写了辞职信,主动申请外调。
京城没法呆了,太凶险!
不过,这并不是被张商英吓的,张商英再狠,资历不深,没法撼动他们这个级别的大佬。他们之所以逃难一样地躲出去,是因为一个比他们资历深、影响大、从不妥协、从不手软的人从江南赶回来了,很快就要进入开封。
章惇。
在宋朝目前还活着的官员中,章惇是资格最老的一辈了。王安石、司马光等人死后,除了更老的文彦博之外,没有谁能超过他。范纯仁也好,吕大防也好,哪怕年龄相近,在职务上都是章惇的后辈。这还不算什么,一般老前辈都慈祥,对后辈们很温馨。
可章惇是特例。
章惇一生始终活在黑白世界里,他认为对的,会永远忠诚,比如对王安石和新法;他认为是错的,就始终敌对到底,比如对司马光和旧党。在这两者之间,绝不会有第三种情况发生。这种信念转化成做事风格,就成了敌人的噩梦。
以牙还牙,以眼还眼,以血还血……对不起,说错了,章惇讨帐时绝不会按数收钱,他总会附带着巨额的利息,让敌人倾家荡产死无全尸,这才是他的风格。
过往的事例例在目,9年里旧党倚仗着高滔滔对新党人坏事做绝,都搞出人命了。这时章惇回京,一定只有一个目标——杀人。想到这一点,连范纯仁这样的和事佬都不敢往里掺和。章惇来了,有多远闪多远,最好和这人永不见面。
他们料得很准,每一点都发生了。章惇动身前已经知道了自己的任命,回朝就是首相。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才,更是因为他忠。哲宗最认可这样的人。
另一点,满朝大臣都和范纯仁、吕大防想到了一块,为了保住身家性命,这些人自掉身价,做了一件宋朝史上极其罕见,堪称史无前例的事。
章惇抵达京城的那一天,全体朝臣都到城门外去迎接。一个个诚慌诚恐,小心翼翼。可惜章惇无动于衷。开什么玩笑,事到如今,想立功赎罪都不可能,只凭些奴颜婢膝就想过关?
从这时起,章惇的真名叫做扒皮章。
章惇上任,新党人快速返京,当年熙丰旧人如蔡卞、周秩、翟思、上官均、林希、黄履、来之邵、郭知章、刘拯等人都回来了,他们占领了御史台、知谏院等关键部门,和张商英紧密配合,做事的效率是空前迅猛的。
绍圣元年四月章惇回京;五月提拔黄履为御史中丞;五月十四日继贬谪苏轼之后,又一个新的清算目标出炉——殿中侍御史郭进章追究元祐时期割让西北四塞给西夏事。
大快人心,当年旧党在宋朝对西夏始终处于战略进攻态势的情况下,主动放弃四座边寨的行为人神共愤,无数边关将士用血肉换回来的城池,只为了和新党唱反调,就无偿地送给了敌人。不说实际上的物质损失,9年间两国士气、攻防的易位,就让宋朝苦不堪言。
西夏人变得无比嚣张,连他们的汉人皇太后梁氏都敢带人闯进边境杀人放火……这是奇耻大辱!章惇指示上任第一件事就办这个,谁的责任一定要查清,一定要处理。
很快责任人名单列出来了,以司马光、文彦博为首的11个人是主犯。其中司马光、文彦博、赵、范纯仁的责任最重,定为“挟奸、罔上”;孙觉、王存等剩下的人是从犯,罪名是“暗不晓事、妄议”。
宋哲宗看着这份报表,问了自己好多遍,他是想温和的,可这件事能温和吗?!于国、于家、于先皇、于将士,无论哪一点,都没法宽恕!
他同意从严从重处理。
在研究怎样具体定罪期间,御史台已经发动了另一项弹劾。责问元祐年间前首相蔡确贬谪岭南致死事。第一,蔡确到底有没有罪;第二,有罪,罪是否遇赦不赦必死岭南。
这是由谁指使的,为了什么目的。
这两问是极其致命的,直指当年最高权力核心的纷争。其中最敏感的,可以归为一句话——能把首相扳倒,只有职位比首相更高。高滔滔,除了她没有第二个人能办到。
言官直指要害,吕大防、刘挚、苏辙、王岩叟等人一个不落,统统落网。不管他们现在处在什么位置上,一率贬职。
贬制由林希执笔,文字风格向苏东坡看齐。比如贬刘挚——“……始以傅会权臣,奉承风旨,既又密布私党,倡导邪谋,论议交通,踪迹诡秘。诬底圣考,愚视朕躬。”
说得挺狠,但句句是实。在朝廷里搞小集团,“密布私党,倡导邪谋,论议交通,踪迹诡秘”不亏他吧;帮着高滔滔废除神宗新法,说他“诬底圣考”没错吧;眼里只有高滔滔,小皇帝每天只能看见他的后背加屁股,说他“愚视朕躬”准确吧。
很解气,更痛快的是贬苏辙时的贬辞。
——“辙昔以贤良方正,对策于庭,专斥上躬,固有异志……垂帘之初,老奸擅国,置在言路,使诋先朝,乃以君父之仇,无复子之义。”
开头的几句是说苏辙的出身,他在考制科的时候和哥哥苏轼分工明确,苏轼捧、他贬,把仁宗时代的政府说得一钱不值,哪儿都是毛病。当时就犯了众怒,顶级高官都是千锤百炼的,什么手段没见过,严格地说谄媚是可耻,反其道以忠贞嘴脸出现,拼死邀名的人更让人烦。
立心不正。
后面的几句是重点,翻译成现代话,是说神宗死后,高滔滔垂帘听政,老不死的奸贼擅自篡夺国家政权(老奸擅国),把苏辙安排在言官的位置上,让他诋毁诬蔑神宗朝。
老奸擅国,这是明白无误地痛骂高滔滔。是新党第一次攻击这个误国误家既笨又狠不知所谓的死女人。面对这些,哲宗犹豫了。9年间的遭遇让他恨高滔滔,可是一来他不想亲政刚开始就手段暴戾,二来高滔滔终究是他的奶奶。家仇不可外扬,皇家的体面要紧。
看到哲宗犹豫,新党集团感到了危机。在封建君主时代,如果不能得到当权者百分之百的支持,无论什么样的能人都不可能施展才华。最近的例子就是宋神宗与王安石、高滔滔对司马光。
现在哲宗犹豫了,章惇等人再有想法也没咒念。这是危机,天大的危机。但是,难道能走到一个人的面前,对他说,你奶奶太操蛋了,我们联合起来做了她!
……找踹吧。
但是新党有人就这么做了,还非常成功。张商英从堆积如山的文件里走出来,召集大臣去见哲宗。他说——“愿陛下无忘元祐时;章惇无忘汝州时;安焘无忘许昌时;李清臣、曾布无忘河阳时。”
这句话像一团烈火烧进了加油站里,轰地一声所有人的愤怒都被点燃。
汝州、许昌、河阳分别是章惇等人最初时的贬官流放地,而元祐9年是哲宗的受难日,更是他的耻辱日。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,毒瘤不铲除终有一天会再爆发。
没有什么了犹豫的了,把坏事做尽目无皇帝的旧党往死里整!这条最高指示出炉,被新党人迅速地执行了,只是在操作稍微变了点形。他们做的是,连死了的也不放过。
七月,处理决定出台,先说活的。吕大防、刘挚、苏辙、梁焘、刘安世第二次贬谪,分别是郢州、蕲州、筠州、鄂州、南安军。虽然还没过岭南,全都到了长江两岸。
并且把这些人的差遣全都革了。差遣,是宋朝官员的实际工作位置,从这一刻起,这些曾经的顶级大佬无官一身轻,除了一点点仅存的荣誉头衔之外,实际上就是一群罪犯。
再说死的。
司马光、吕公著是旧党废新法时的两大领袖,两人虽然已经死了,可是追赠的爵位、谥号、给子孙的恩例赠官都还存在。这些都是他们的犯罪所得,必须都收回。
全收回了,司马光的“文正”谥号,那块“忠清粹德”碑等等都收回官方宣布作废。
还没完,关于各罪臣的子孙考核也在进行中。比如吕公著的儿子吕希纯就被抓了典型,张商英在浩如烟海的文件堆里翻出来他给高滔滔族人写的诰词。里边有“昔我祖妣,正位宸极。”一句,把高滔滔推到了高无可高的巅峰位置。
哲宗大为恼火,高滔滔活着你们借势猖狂,死了仍然大拍马屁,和着什么时候都不把我放在眼里。贬职,滚得远远的。
到了这一步,相信大家的心里也有些发毛了。清算运动真痛快,可是这样搞下去,会不会把宋朝自残了?毕竟窝里反搞运动,实在是太伤元气了。
不仅大家这样想,历代的史学大家们也这样下了结论。他们说以章惇为首的新党搞复辟搞清算,让宋朝在元祐更化事件之后雪上加霜,实在是太不应该了。到底怎么样呢,我们有自己的眼睛,可以很轻松地得出正确的结论。
讨论这一点,有件事是宋史里重要的论据。几乎每朝每代的宋史宗师们都要把它提出来议论一番,证明章惇们是多么的过分。
我们先看下事情经过。
章惇进京前是杭州的洞霄宫提举,从江南赶赴开封时路过湖州(今浙江吴兴)、越州(今绍兴),在这两州之间,有一位名士等着他。
江南陈瓘。
陈名士是位德艺双馨的人,他走正统路线,考中了进士,当官之后主动放弃了待遇优厚的职田,到穷困地区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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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个过程中,没有谁给他讲情,连范纯仁都闪得远远的,有多远躲多远,就算这样仍然觉得不安全,几天之后,范纯仁和吕大防几乎不约而同地写了辞职信,主动申请外调。
京城没法呆了,太凶险!
不过,这并不是被张商英吓的,张商英再狠,资历不深,没法撼动他们这个级别的大佬。他们之所以逃难一样地躲出去,是因为一个比他们资历深、影响大、从不妥协、从不手软的人从江南赶回来了,很快就要进入开封。
章惇。
在宋朝目前还活着的官员中,章惇是资格最老的一辈了。王安石、司马光等人死后,除了更老的文彦博之外,没有谁能超过他。范纯仁也好,吕大防也好,哪怕年龄相近,在职务上都是章惇的后辈。这还不算什么,一般老前辈都慈祥,对后辈们很温馨。
可章惇是特例。
章惇一生始终活在黑白世界里,他认为对的,会永远忠诚,比如对王安石和新法;他认为是错的,就始终敌对到底,比如对司马光和旧党。在这两者之间,绝不会有第三种情况发生。这种信念转化成做事风格,就成了敌人的噩梦。
以牙还牙,以眼还眼,以血还血……对不起,说错了,章惇讨帐时绝不会按数收钱,他总会附带着巨额的利息,让敌人倾家荡产死无全尸,这才是他的风格。
过往的事例例在目,9年里旧党倚仗着高滔滔对新党人坏事做绝,都搞出人命了。这时章惇回京,一定只有一个目标——杀人。想到这一点,连范纯仁这样的和事佬都不敢往里掺和。章惇来了,有多远闪多远,最好和这人永不见面。
他们料得很准,每一点都发生了。章惇动身前已经知道了自己的任命,回朝就是首相。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才,更是因为他忠。哲宗最认可这样的人。
另一点,满朝大臣都和范纯仁、吕大防想到了一块,为了保住身家性命,这些人自掉身价,做了一件宋朝史上极其罕见,堪称史无前例的事。
章惇抵达京城的那一天,全体朝臣都到城门外去迎接。一个个诚慌诚恐,小心翼翼。可惜章惇无动于衷。开什么玩笑,事到如今,想立功赎罪都不可能,只凭些奴颜婢膝就想过关?
从这时起,章惇的真名叫做扒皮章。
章惇上任,新党人快速返京,当年熙丰旧人如蔡卞、周秩、翟思、上官均、林希、黄履、来之邵、郭知章、刘拯等人都回来了,他们占领了御史台、知谏院等关键部门,和张商英紧密配合,做事的效率是空前迅猛的。
绍圣元年四月章惇回京;五月提拔黄履为御史中丞;五月十四日继贬谪苏轼之后,又一个新的清算目标出炉——殿中侍御史郭进章追究元祐时期割让西北四塞给西夏事。
大快人心,当年旧党在宋朝对西夏始终处于战略进攻态势的情况下,主动放弃四座边寨的行为人神共愤,无数边关将士用血肉换回来的城池,只为了和新党唱反调,就无偿地送给了敌人。不说实际上的物质损失,9年间两国士气、攻防的易位,就让宋朝苦不堪言。
西夏人变得无比嚣张,连他们的汉人皇太后梁氏都敢带人闯进边境杀人放火……这是奇耻大辱!章惇指示上任第一件事就办这个,谁的责任一定要查清,一定要处理。
很快责任人名单列出来了,以司马光、文彦博为首的11个人是主犯。其中司马光、文彦博、赵、范纯仁的责任最重,定为“挟奸、罔上”;孙觉、王存等剩下的人是从犯,罪名是“暗不晓事、妄议”。
宋哲宗看着这份报表,问了自己好多遍,他是想温和的,可这件事能温和吗?!于国、于家、于先皇、于将士,无论哪一点,都没法宽恕!
他同意从严从重处理。
在研究怎样具体定罪期间,御史台已经发动了另一项弹劾。责问元祐年间前首相蔡确贬谪岭南致死事。第一,蔡确到底有没有罪;第二,有罪,罪是否遇赦不赦必死岭南。
这是由谁指使的,为了什么目的。
这两问是极其致命的,直指当年最高权力核心的纷争。其中最敏感的,可以归为一句话——能把首相扳倒,只有职位比首相更高。高滔滔,除了她没有第二个人能办到。
言官直指要害,吕大防、刘挚、苏辙、王岩叟等人一个不落,统统落网。不管他们现在处在什么位置上,一率贬职。
贬制由林希执笔,文字风格向苏东坡看齐。比如贬刘挚——“……始以傅会权臣,奉承风旨,既又密布私党,倡导邪谋,论议交通,踪迹诡秘。诬底圣考,愚视朕躬。”
说得挺狠,但句句是实。在朝廷里搞小集团,“密布私党,倡导邪谋,论议交通,踪迹诡秘”不亏他吧;帮着高滔滔废除神宗新法,说他“诬底圣考”没错吧;眼里只有高滔滔,小皇帝每天只能看见他的后背加屁股,说他“愚视朕躬”准确吧。
很解气,更痛快的是贬苏辙时的贬辞。
——“辙昔以贤良方正,对策于庭,专斥上躬,固有异志……垂帘之初,老奸擅国,置在言路,使诋先朝,乃以君父之仇,无复子之义。”
开头的几句是说苏辙的出身,他在考制科的时候和哥哥苏轼分工明确,苏轼捧、他贬,把仁宗时代的政府说得一钱不值,哪儿都是毛病。当时就犯了众怒,顶级高官都是千锤百炼的,什么手段没见过,严格地说谄媚是可耻,反其道以忠贞嘴脸出现,拼死邀名的人更让人烦。
立心不正。
后面的几句是重点,翻译成现代话,是说神宗死后,高滔滔垂帘听政,老不死的奸贼擅自篡夺国家政权(老奸擅国),把苏辙安排在言官的位置上,让他诋毁诬蔑神宗朝。
老奸擅国,这是明白无误地痛骂高滔滔。是新党第一次攻击这个误国误家既笨又狠不知所谓的死女人。面对这些,哲宗犹豫了。9年间的遭遇让他恨高滔滔,可是一来他不想亲政刚开始就手段暴戾,二来高滔滔终究是他的奶奶。家仇不可外扬,皇家的体面要紧。
看到哲宗犹豫,新党集团感到了危机。在封建君主时代,如果不能得到当权者百分之百的支持,无论什么样的能人都不可能施展才华。最近的例子就是宋神宗与王安石、高滔滔对司马光。
现在哲宗犹豫了,章惇等人再有想法也没咒念。这是危机,天大的危机。但是,难道能走到一个人的面前,对他说,你奶奶太操蛋了,我们联合起来做了她!
……找踹吧。
但是新党有人就这么做了,还非常成功。张商英从堆积如山的文件里走出来,召集大臣去见哲宗。他说——“愿陛下无忘元祐时;章惇无忘汝州时;安焘无忘许昌时;李清臣、曾布无忘河阳时。”
这句话像一团烈火烧进了加油站里,轰地一声所有人的愤怒都被点燃。
汝州、许昌、河阳分别是章惇等人最初时的贬官流放地,而元祐9年是哲宗的受难日,更是他的耻辱日。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,毒瘤不铲除终有一天会再爆发。
没有什么了犹豫的了,把坏事做尽目无皇帝的旧党往死里整!这条最高指示出炉,被新党人迅速地执行了,只是在操作稍微变了点形。他们做的是,连死了的也不放过。
七月,处理决定出台,先说活的。吕大防、刘挚、苏辙、梁焘、刘安世第二次贬谪,分别是郢州、蕲州、筠州、鄂州、南安军。虽然还没过岭南,全都到了长江两岸。
并且把这些人的差遣全都革了。差遣,是宋朝官员的实际工作位置,从这一刻起,这些曾经的顶级大佬无官一身轻,除了一点点仅存的荣誉头衔之外,实际上就是一群罪犯。
再说死的。
司马光、吕公著是旧党废新法时的两大领袖,两人虽然已经死了,可是追赠的爵位、谥号、给子孙的恩例赠官都还存在。这些都是他们的犯罪所得,必须都收回。
全收回了,司马光的“文正”谥号,那块“忠清粹德”碑等等都收回官方宣布作废。
还没完,关于各罪臣的子孙考核也在进行中。比如吕公著的儿子吕希纯就被抓了典型,张商英在浩如烟海的文件堆里翻出来他给高滔滔族人写的诰词。里边有“昔我祖妣,正位宸极。”一句,把高滔滔推到了高无可高的巅峰位置。
哲宗大为恼火,高滔滔活着你们借势猖狂,死了仍然大拍马屁,和着什么时候都不把我放在眼里。贬职,滚得远远的。
到了这一步,相信大家的心里也有些发毛了。清算运动真痛快,可是这样搞下去,会不会把宋朝自残了?毕竟窝里反搞运动,实在是太伤元气了。
不仅大家这样想,历代的史学大家们也这样下了结论。他们说以章惇为首的新党搞复辟搞清算,让宋朝在元祐更化事件之后雪上加霜,实在是太不应该了。到底怎么样呢,我们有自己的眼睛,可以很轻松地得出正确的结论。
讨论这一点,有件事是宋史里重要的论据。几乎每朝每代的宋史宗师们都要把它提出来议论一番,证明章惇们是多么的过分。
我们先看下事情经过。
章惇进京前是杭州的洞霄宫提举,从江南赶赴开封时路过湖州(今浙江吴兴)、越州(今绍兴),在这两州之间,有一位名士等着他。
江南陈瓘。
陈名士是位德艺双馨的人,他走正统路线,考中了进士,当官之后主动放弃了待遇优厚的职田,到穷困地区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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