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汉太祖赵进研究(4)
多发的灾难让徐州人民和明帝国的边疆民族一样强悍好斗,不畏生死,不蓄恒产,崇尚武力,这样的民间传统也是赵进组织强军的因素之一。
没有地利凭依从防守上是劣势,但如果保持进攻的话,就成了优点,随时可以开拔出相当规模的力量,当赵进有了一支拿得出手的力量之后,就可以向东威胁明帝国的财赋来源——两淮盐场,并且夺取了那边的广袤荒地,这荒地是为了给盐场提供煮盐的荒草存在的,这片两倍于徐州面积的荒地成了赵进最初的领地,赵进在那里设置了屯垦庄园,收拢明帝国的灾民,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奴隶,让他们为自己生产粮食,并把这些奴隶变成了自己的士兵、工匠、甚至官员。
明帝国对士绅极为重视,但这种重视变成了对帝国本身的残害,想要依靠士绅们作为政权的延伸,所以给他们种种优待,不过这种优待在出身于士绅阶层的文官运作下,变成了只有权利没有责任的状况。
士绅们拿走了好处,所有的义务和责任都由平民承担,这就导致了极为恶性的循环,在赵进夺得天下之前,这种恶性循环已经快要摧毁明帝国的基础,并且导致全盘的崩溃,将士绅阶层看成统治的同伴和同盟军,却导致了这等恶果,这个教训谁都会看得很明白。
明帝国的军事阶层也是个笑话,过二百年的历史中,闪亮的将星寥寥无几,各处的驻屯军和世袭军官们变成了寄生在体制上的蛀虫,他们对于军事一窍不通,却成了侵吞军田的地主,这样的阶层和士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,都是只吸取利益,不创造价值,不负担责任的废物。
无论文武都依靠不上,皇室依仗为伙伴的阶层本质上却是统治的摧毁者,明帝国的结局可想而知,在这个恶性循环下被不断压榨摧残的平民百姓,活得无比凄惨,被迫从自己的家乡离开流浪,破产破家,无处可去的民众在明帝国有个官方的称呼“流民”,官方对“流民”的态度很冷酷,往往是驱赶和置之不理,甚至会武装剿杀。
流民的组成中有很多是贫苦阶层,他们对税赋的变动和自然灾害没有任何的抵抗力,但也有很多自耕农,他们的抵抗力不比前者强太多,他们的土地和家产也是当地豪强的侵吞对象,讽刺的是,如果税赋变动和自然灾害加剧,中小地主也会破产破家,在这一阶层中,就有士绅,卫所的军户,也就是明帝国的军方农奴同样是流民的组成部分。
有了知识阶层和军事人员的加入,对体制充满了怨气的流民团队往往会成为威力巨大的破坏者,更不要说,在大明处处都有居心叵测的邪教存在。
从赵进拿起武器到他统一天下,亲身参与大部分战斗和战争的敌人都是流民和邪教团体,等到赵进的团体强大之后,很多战斗已经不用他参与了
众所周知的是,赵进的第二皇后木淑兰女士是闻香教,也被称为华夏正教教会的圣女,类似于教皇和大牧首的地位,现在的闻香教在教义上和佛教道教区别不大,而组织体系上很接近耶稣教会却更加先进,如今闻香教的教义随着大汉帝国的征服传播各处,且光明正大,但在明帝国时候,却是一个为了敛财和实现野心家目的的标准邪教,但这个邪教几次大的行动都是被赵进破坏毁掉。
我们不是要谈赵进和闻香教的纠缠,而是要阐述一个更大的话题,赵进在这一次次牵扯流民的战斗中壮大起来,之所以牵扯流民,因为每一次大的流民暴动背后总有邪教的影子。
流民本身没有什么战斗力,大量的流民人口会洗掠沿途村镇,流民的死亡会制造疫病,这就是他的破坏所在。
散沙一盘的流民面对稍有组织,装备相对精良的民团和正规军不值一提,但这是平常的情况,有邪教参与其中后就完全不同,以闻香教参与的几次为例,在流民流动的过程中进行极为残酷的筛选,吸纳马贼和盗匪以及流亡军士作为骨干,并且有制式的兵器作为装备,到最后会成为少部分精锐武装裹挟大队前进的行动,这样的情况,已经和明帝国所谓的“大军”很接近。
在这样的力量面前,区区村镇的自卫力量和县城的官方武装就不值一提了,几次闻香教掀起的行动,如果没有赵进的出现,都会造成极大的破坏,动摇明帝国在东南之地的统治。
当然,流民被赵进击败之后,对明帝国的统治造成了更巨大更深远的破坏,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事。
因为种种原因,毗邻徐州的淮安府和凤阳府的面积都十分巨大,而且这两府大多是平原地形,他们的平原面积差不多等于福建和浙江等沿海省份的平地面积,但淮安府和凤阳府两地又没有和土地面积相称的人口,所以有大量的荒地存在。
赵进的一次次胜利并不是敌人杀光,实际上,当击溃邪教组织的武装之后,流民团体就没什么战斗力可言了,甚至没有邪教组织的裹挟,仅仅靠着粮食和安置就可以“击败”大股流民。
胜利给赵进带来了大量的俘虏,这些人口恰好补上了徐州的人力短板。
赵进的一次次胜利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威望,尽管他没有任何官方的名义,可实际上赵进很早就成为了徐州以及周围地域的真正庇护者。
以他的实力,拿到官方名义很简单,但赵进却坚辞拒绝,这也是他有计划的一个证明,从此处来看,赵进早早就有了取代明帝国的心思,他不愿意接受名义,就是不愿意被这些名义掣肘。
回到正题,赵进巨大的威望和实力让临近地域的官方和私人对其敬畏非常,对他含蓄低调的侵入往往报以容忍的态度,也有人开始反抗,不过这批人遭到了迅速和坚决的打击。
赵进对这些“无主”荒地的占有并不是掠夺式的,而是利益分享,愿意释放出部分的红利,相较于本地地主和商人低效率的经营,赵进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往往比出让的还要大,这让赵进支持者的群体迅速扩充。
还有一点,即便赵进有了压倒性的实力,他也从不明目张胆的行事,一切对土地和财富的占有都有官方的承认,一切的杀戮和打击都尽可能的保密,尽管这些占有和杀戮尽人皆知,但在官方的口径上,这都是合法的,无人可以提出指控,只要面子上过得去,也没有人敢提出什么指控。
赵进身上几乎没有年轻人的张扬和虚荣,许多英雄豪杰都是在这上面遭遇了挫折,但赵进却没有,他在应该张扬躁动的时候依旧保持着老年人才会有的沉稳。
很多研究者都认为这素质来自于王兆靖父亲王友山,或者还有部分董冰峰父亲董继科的功劳,这二位一位是徐州难得的高级文官,另一位则是中级武将,他们有丰富的官场经验和社会经验,会给赵进提出类似的建议,但这些说法并不那么让人信服,因为在那个时候,身为明帝国臣子还是既得利益者的的王友山和董继科,没有任何理由会对明帝国怀有异心。
要知道当时赵进的那些举动已经超出了赚取财富的范畴,更是实际上的割据。
明帝国政府的昏聩和无能在赵进的侵夺上反应无疑,地方官僚的反应是既然没有侵犯到实际的利益,既然城市还在自己的控制之下,既然地方上的有力人士没有任何反应,那么就没没有任何事发生,何必多此一举,况且大家都在这件事上得到了好处,流民的危机被解除,灰色收入大幅增加,为何要去阻止。
在这样的情况下,赵进在明帝国的核心地带成功的实现了割据,他用的法子看起来和明帝国的卫所制度并无区别,但却将这些人口利用的极为高效,更关键的是,赵进建立了庞大的工商业,酿酒业、铁业、纺织业、造船业、盐业以及等等等等,这些规模巨大的工场一方面为他创造了巨量的财富,另一方面在工场中做工的劳力会被训练,会适应纪律,他们之间优秀的会成为赵进体系的骨干,其他人会是合格的基础。
我们都知道,大汉帝国是个实用主义的帝国,他对典籍是持轻视态度,对传统中鄙视的吏学和工商之学则很推崇,大汉帝国初代的文武官员,大多出身于赵进的工场,大多在法理上曾是赵进的“奴隶”。
这些被明帝国抛弃的难民本来会猪狗不如的死去,他们稍有姿色的妻女会被当成牲畜一样的贩卖,但他们因为赵进的收容有了温饱,然后在新的体系内有了自己的富贵和价值,自然会对赵进忠心耿耿,成为大汉帝国最坚实的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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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地利凭依从防守上是劣势,但如果保持进攻的话,就成了优点,随时可以开拔出相当规模的力量,当赵进有了一支拿得出手的力量之后,就可以向东威胁明帝国的财赋来源——两淮盐场,并且夺取了那边的广袤荒地,这荒地是为了给盐场提供煮盐的荒草存在的,这片两倍于徐州面积的荒地成了赵进最初的领地,赵进在那里设置了屯垦庄园,收拢明帝国的灾民,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奴隶,让他们为自己生产粮食,并把这些奴隶变成了自己的士兵、工匠、甚至官员。
明帝国对士绅极为重视,但这种重视变成了对帝国本身的残害,想要依靠士绅们作为政权的延伸,所以给他们种种优待,不过这种优待在出身于士绅阶层的文官运作下,变成了只有权利没有责任的状况。
士绅们拿走了好处,所有的义务和责任都由平民承担,这就导致了极为恶性的循环,在赵进夺得天下之前,这种恶性循环已经快要摧毁明帝国的基础,并且导致全盘的崩溃,将士绅阶层看成统治的同伴和同盟军,却导致了这等恶果,这个教训谁都会看得很明白。
明帝国的军事阶层也是个笑话,过二百年的历史中,闪亮的将星寥寥无几,各处的驻屯军和世袭军官们变成了寄生在体制上的蛀虫,他们对于军事一窍不通,却成了侵吞军田的地主,这样的阶层和士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,都是只吸取利益,不创造价值,不负担责任的废物。
无论文武都依靠不上,皇室依仗为伙伴的阶层本质上却是统治的摧毁者,明帝国的结局可想而知,在这个恶性循环下被不断压榨摧残的平民百姓,活得无比凄惨,被迫从自己的家乡离开流浪,破产破家,无处可去的民众在明帝国有个官方的称呼“流民”,官方对“流民”的态度很冷酷,往往是驱赶和置之不理,甚至会武装剿杀。
流民的组成中有很多是贫苦阶层,他们对税赋的变动和自然灾害没有任何的抵抗力,但也有很多自耕农,他们的抵抗力不比前者强太多,他们的土地和家产也是当地豪强的侵吞对象,讽刺的是,如果税赋变动和自然灾害加剧,中小地主也会破产破家,在这一阶层中,就有士绅,卫所的军户,也就是明帝国的军方农奴同样是流民的组成部分。
有了知识阶层和军事人员的加入,对体制充满了怨气的流民团队往往会成为威力巨大的破坏者,更不要说,在大明处处都有居心叵测的邪教存在。
从赵进拿起武器到他统一天下,亲身参与大部分战斗和战争的敌人都是流民和邪教团体,等到赵进的团体强大之后,很多战斗已经不用他参与了
众所周知的是,赵进的第二皇后木淑兰女士是闻香教,也被称为华夏正教教会的圣女,类似于教皇和大牧首的地位,现在的闻香教在教义上和佛教道教区别不大,而组织体系上很接近耶稣教会却更加先进,如今闻香教的教义随着大汉帝国的征服传播各处,且光明正大,但在明帝国时候,却是一个为了敛财和实现野心家目的的标准邪教,但这个邪教几次大的行动都是被赵进破坏毁掉。
我们不是要谈赵进和闻香教的纠缠,而是要阐述一个更大的话题,赵进在这一次次牵扯流民的战斗中壮大起来,之所以牵扯流民,因为每一次大的流民暴动背后总有邪教的影子。
流民本身没有什么战斗力,大量的流民人口会洗掠沿途村镇,流民的死亡会制造疫病,这就是他的破坏所在。
散沙一盘的流民面对稍有组织,装备相对精良的民团和正规军不值一提,但这是平常的情况,有邪教参与其中后就完全不同,以闻香教参与的几次为例,在流民流动的过程中进行极为残酷的筛选,吸纳马贼和盗匪以及流亡军士作为骨干,并且有制式的兵器作为装备,到最后会成为少部分精锐武装裹挟大队前进的行动,这样的情况,已经和明帝国所谓的“大军”很接近。
在这样的力量面前,区区村镇的自卫力量和县城的官方武装就不值一提了,几次闻香教掀起的行动,如果没有赵进的出现,都会造成极大的破坏,动摇明帝国在东南之地的统治。
当然,流民被赵进击败之后,对明帝国的统治造成了更巨大更深远的破坏,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事。
因为种种原因,毗邻徐州的淮安府和凤阳府的面积都十分巨大,而且这两府大多是平原地形,他们的平原面积差不多等于福建和浙江等沿海省份的平地面积,但淮安府和凤阳府两地又没有和土地面积相称的人口,所以有大量的荒地存在。
赵进的一次次胜利并不是敌人杀光,实际上,当击溃邪教组织的武装之后,流民团体就没什么战斗力可言了,甚至没有邪教组织的裹挟,仅仅靠着粮食和安置就可以“击败”大股流民。
胜利给赵进带来了大量的俘虏,这些人口恰好补上了徐州的人力短板。
赵进的一次次胜利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威望,尽管他没有任何官方的名义,可实际上赵进很早就成为了徐州以及周围地域的真正庇护者。
以他的实力,拿到官方名义很简单,但赵进却坚辞拒绝,这也是他有计划的一个证明,从此处来看,赵进早早就有了取代明帝国的心思,他不愿意接受名义,就是不愿意被这些名义掣肘。
回到正题,赵进巨大的威望和实力让临近地域的官方和私人对其敬畏非常,对他含蓄低调的侵入往往报以容忍的态度,也有人开始反抗,不过这批人遭到了迅速和坚决的打击。
赵进对这些“无主”荒地的占有并不是掠夺式的,而是利益分享,愿意释放出部分的红利,相较于本地地主和商人低效率的经营,赵进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往往比出让的还要大,这让赵进支持者的群体迅速扩充。
还有一点,即便赵进有了压倒性的实力,他也从不明目张胆的行事,一切对土地和财富的占有都有官方的承认,一切的杀戮和打击都尽可能的保密,尽管这些占有和杀戮尽人皆知,但在官方的口径上,这都是合法的,无人可以提出指控,只要面子上过得去,也没有人敢提出什么指控。
赵进身上几乎没有年轻人的张扬和虚荣,许多英雄豪杰都是在这上面遭遇了挫折,但赵进却没有,他在应该张扬躁动的时候依旧保持着老年人才会有的沉稳。
很多研究者都认为这素质来自于王兆靖父亲王友山,或者还有部分董冰峰父亲董继科的功劳,这二位一位是徐州难得的高级文官,另一位则是中级武将,他们有丰富的官场经验和社会经验,会给赵进提出类似的建议,但这些说法并不那么让人信服,因为在那个时候,身为明帝国臣子还是既得利益者的的王友山和董继科,没有任何理由会对明帝国怀有异心。
要知道当时赵进的那些举动已经超出了赚取财富的范畴,更是实际上的割据。
明帝国政府的昏聩和无能在赵进的侵夺上反应无疑,地方官僚的反应是既然没有侵犯到实际的利益,既然城市还在自己的控制之下,既然地方上的有力人士没有任何反应,那么就没没有任何事发生,何必多此一举,况且大家都在这件事上得到了好处,流民的危机被解除,灰色收入大幅增加,为何要去阻止。
在这样的情况下,赵进在明帝国的核心地带成功的实现了割据,他用的法子看起来和明帝国的卫所制度并无区别,但却将这些人口利用的极为高效,更关键的是,赵进建立了庞大的工商业,酿酒业、铁业、纺织业、造船业、盐业以及等等等等,这些规模巨大的工场一方面为他创造了巨量的财富,另一方面在工场中做工的劳力会被训练,会适应纪律,他们之间优秀的会成为赵进体系的骨干,其他人会是合格的基础。
我们都知道,大汉帝国是个实用主义的帝国,他对典籍是持轻视态度,对传统中鄙视的吏学和工商之学则很推崇,大汉帝国初代的文武官员,大多出身于赵进的工场,大多在法理上曾是赵进的“奴隶”。
这些被明帝国抛弃的难民本来会猪狗不如的死去,他们稍有姿色的妻女会被当成牲畜一样的贩卖,但他们因为赵进的收容有了温饱,然后在新的体系内有了自己的富贵和价值,自然会对赵进忠心耿耿,成为大汉帝国最坚实的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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