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8章 何不另起炉灶?
明末的历史,东林党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。
关于东林党,后世的争议始终没有消停过。
各种观点纷呈,赞许者有,批判者众。
更有甚者,竟然将明亡的责任推到了东林党的头上。
可对于东林党该是一个什么样子,能说得清的人并不多。
其实崇祯年间的东林党,已经和当初的东林党完全不一样了。
“当年泾阳公讲学东林之时,附从者何人?不过商贾、工匠、市井小民之辈尔。东林先贤,虽在朝为官者众,然可有阁臣显贵?并没有。”
左梦庚原本在一旁安静伺候,侯恂和刘宗周也没有当回事。
他虽然展示出了不俗的武艺和军事才能,可是在两位大佬眼中,最多只是武将之才。
朝政上的事,一个小孩子懂什么?
可左梦庚不鸣则已,一鸣惊人。
侯恂和刘宗周正为了东林党的烈火烹油而忧心忡忡时,左梦庚平地起惊雷,直言东林党有此变故,根源就在于东林党的性质变了。
东林党一开始并非什么显贵,说是起于草莽都不算过份。
彼时创办东林的人,基本上都是一些小官小吏。
即使是顾宪成,也只不过是吏部员外郎,赵南星是考功郎中,并非什么顶级大佬。
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时,一开始前来听课的人,几乎都是商贾、工匠、市井小民等辈。
这些人虽然都是贱民,可是却意义不凡。
因为江南商贸繁荣,经济发展远超其他地区。这里的平民已经不满足一日三餐果腹,而是开始有了更高的追求。
以往他们没有什么途径,但是顾宪成的讲学,让他们有了进步的途径。
于是万千百姓云集,声势迅速扩大,这才有了东林党的崛起。
可以说,一开始的东林党,代表的就是商贾、手工业者、工匠、平民商贩的利益。
这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,无疑是进步的。
毕竟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,这是大势所趋。
嘉靖后期,包括隆庆、万历前期,整个东林党的表现都是昂扬向上的,充满了积极的意义。
其中隆庆开海,更是东林党的呕心之作。
后世批判东林党的人,其中的一个观点就是东林党反对开海,导致中国不能开眼看世界。
这个说法错误的非常离谱。
因为在明末主导开海的,恰恰是东林党人。
打出隆庆开关第一枪的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,就是东林党人。
其时的福建巡抚许孚远,更是湛若水的学生。提拔重用他的人,是东林大佬邹元标。
许孚远更是刘宗周的老师。
这些关系,足以证明了吧?
后世许多观点中,说东林党是大地主大资本家的代表。
这就更加奇怪了。
东林党既然是大资本家的代表,为何会不支持开海呢?
哪个资本家嫌弃钱赚的少了?
什么?
垄断走私?
拜托,走私能赚多少?
隆庆开海最终选择在了福建,还是月港这种小地方,原因也有江南的固有势力太过于强大,导致政策在此地无法实行的无奈选择。
这个观点的最大错误之处,就是用东林党将整个江南的势力都代表了。
事实上,在江南地区,东林党并非最强大的势力。
真正垄断了东南财贸、阻扰开海的人,其实是东南的勋贵、大地主、世家。
比如魏国公府、浙党等等,这些人才是大地主的代表。
说东林党垄断走私,那就更是笑话了。
彼时的东林党手中既无权,又无兵,怎么打通海禁,把货物运出去?
真正能够做到的这些的,必然是掌控了东南兵权和政权的勋贵、世家。
这也是为什么嘉靖朝时期抗倭,戚继光、胡宗宪、谭纶等人都需要另外募兵,俞大猷又起于福建、并非江浙的缘故。
抗倭之后,胡宗宪惨死,戚继光、谭纶被远调,俞大猷缩回了福建,这就是东南的勋贵、世家反扑的结果。
同样的,也因为东南的勋贵、世家太过于强大,东林党不得不将开海的地点放到福建。
后来东林党扶持郑芝龙的目的,也是因为在陆地上突破不了东南勋贵、世家的围堵,不得不从海上来解决问题。
那个时候,东林党和世家勋贵之间的矛盾就在于,东林党代表的商贾、手工业者生产出来了货物却卖不出去,只能接受世家勋贵的剥削,通过勋贵世家的手发卖到海外。
正是基于这个事实,那时的东林党对于明朝的政策制定、国策运行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
从什么时候开始,东林党变质了呢?
恰恰是在万历后期,尤其是天启年间。
因为万历、天启两代皇帝重用阉宦,四处盘剥敛财,让东林党和东南的勋贵世家迅速合流。
想想,万历、天启派出那么多的矿监、税监,霸占矿山和交通,横征暴敛。
而这些矿山、商道原来是属于谁的?
各条商路上穿梭的货物都是谁的?
还不是勋贵世家的。
也就是说,万历、天启两代皇帝的倒行逆施,让原本是对头的东南勋贵世家和东林党迅速达成了统一战线。
这也是万历年间,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会那么惨烈的一个原因。
因为东林党背后有了更大的支持,所以才有能量和胆气去抗争。
可这种合流,虽然符合斗争形势,带给东林党的却不是好事。
这个原本具备积极意义的势力,迅速开始腐化,这才渐渐成为了大地主的代言人。
如果形象比喻的话,东林党就好比后来的KMT。
一开始也是反帝反封建,反压迫,追求民族独立、国家强盛的进步势力,但后来却成为了帝国主义、买办阶级、大地主阶级的代言人,堕落为了反动势力。
这种变化,此时东林党中的有识之士或许看的见,但肯定说不出所以然来。
毕竟这是时代的局限性导致的。
如侯恂、刘宗周这等目光敏锐之士,只是察觉到了危机,但是却不知道这危机是什么,从何而来,又该如何解决。
相反左梦庚拥有着后世的观念,当真是火眼金睛,一语道破。
如今的东林党,已经不再是那个代表资产阶级、手工业者、普通民众的进步势力了,而是堕落为了操持权柄的大地主阶级。
阶级属性的变化,正是东林党危机的来源。
如今东林党的高层,早已忘记了曾经的峥嵘岁月,眼睛里只有朝廷空出来的高位,哪怕是自己人,也是要争上那么一争的。
韩爌回朝,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
泰昌、天启年间,韩爌就已经是大学士了。在如今的东林当中,妥妥的最顶级大佬。
崇祯也是出于这个目的,才将他召回,担任内阁首辅。
值得一提的是,韩爌也是山西蒲州人,年轻时没少受到王崇古的赏识和提拔。
东林党和晋党,本就是盟友。
可韩爌这么一回来,钱龙锡就坐蜡了。
他可是“堂堂正正”金瓶抽签出来的首位阁臣,按理说,这个首辅就该是他的。
结果空降了一个韩爌下来,钱龙锡心里的滋味可想而知。
虽然崇祯用袁崇焕督抚辽东来安抚钱龙锡,可一个袁崇焕,能和内阁首辅比吗?
再说了,钱龙锡恐怕还不知道,此时的袁崇焕已经有了二心。
钱谦益和周延儒的矛盾,那就更加没法化解了。
这两人都是少有才名,天资出众,文采过人之辈,在老一代的东林党人之后,如今成为了东林党中的明星。
可偏偏两人的矛盾由来已久。
周延儒是宜兴人,也就是今天的无锡。
而钱谦益,则是苏州府人。
俗话说,苏松常那才是江南。
你个宜兴的,也配待在苏联?
而且两人的崛起之路也不相同。
周延儒是典型的学霸,别的不行,就考试厉害。
钱谦益更像是艺术生,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那是样样精通、样样顶尖。
学霸的眼中,艺术生那是什么?
学渣。
艺术生的眼中,学霸是什么?
书呆子。
偏偏东林党内,苏、松、常等人的成员最多,纷纷围绕在钱谦益的身边,为他吹捧造势。
周延儒则属于被排挤的对象,在东林党内根本没什么朋友。
他的这种状况,让东林党内的新兴势力颇为同情,纷纷对他进行支持。
这个新兴势力,就是张溥为首的复社。
侯恂和刘宗周可能还不知道,周延儒此时已经有了二心,准备联合浙党的温体仁来共同对付钱谦益了。
面对乱局,他们苦思而不得良策,徒呼奈何。
左梦庚倒是干脆。
“今日之东林,无论先贤还是后进,均已被权力、名利蒙蔽了双眼。二位老大人何不另起炉灶,效仿泾阳公,重开日月,再造东林呢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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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东林党,后世的争议始终没有消停过。
各种观点纷呈,赞许者有,批判者众。
更有甚者,竟然将明亡的责任推到了东林党的头上。
可对于东林党该是一个什么样子,能说得清的人并不多。
其实崇祯年间的东林党,已经和当初的东林党完全不一样了。
“当年泾阳公讲学东林之时,附从者何人?不过商贾、工匠、市井小民之辈尔。东林先贤,虽在朝为官者众,然可有阁臣显贵?并没有。”
左梦庚原本在一旁安静伺候,侯恂和刘宗周也没有当回事。
他虽然展示出了不俗的武艺和军事才能,可是在两位大佬眼中,最多只是武将之才。
朝政上的事,一个小孩子懂什么?
可左梦庚不鸣则已,一鸣惊人。
侯恂和刘宗周正为了东林党的烈火烹油而忧心忡忡时,左梦庚平地起惊雷,直言东林党有此变故,根源就在于东林党的性质变了。
东林党一开始并非什么显贵,说是起于草莽都不算过份。
彼时创办东林的人,基本上都是一些小官小吏。
即使是顾宪成,也只不过是吏部员外郎,赵南星是考功郎中,并非什么顶级大佬。
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时,一开始前来听课的人,几乎都是商贾、工匠、市井小民等辈。
这些人虽然都是贱民,可是却意义不凡。
因为江南商贸繁荣,经济发展远超其他地区。这里的平民已经不满足一日三餐果腹,而是开始有了更高的追求。
以往他们没有什么途径,但是顾宪成的讲学,让他们有了进步的途径。
于是万千百姓云集,声势迅速扩大,这才有了东林党的崛起。
可以说,一开始的东林党,代表的就是商贾、手工业者、工匠、平民商贩的利益。
这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,无疑是进步的。
毕竟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,这是大势所趋。
嘉靖后期,包括隆庆、万历前期,整个东林党的表现都是昂扬向上的,充满了积极的意义。
其中隆庆开海,更是东林党的呕心之作。
后世批判东林党的人,其中的一个观点就是东林党反对开海,导致中国不能开眼看世界。
这个说法错误的非常离谱。
因为在明末主导开海的,恰恰是东林党人。
打出隆庆开关第一枪的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,就是东林党人。
其时的福建巡抚许孚远,更是湛若水的学生。提拔重用他的人,是东林大佬邹元标。
许孚远更是刘宗周的老师。
这些关系,足以证明了吧?
后世许多观点中,说东林党是大地主大资本家的代表。
这就更加奇怪了。
东林党既然是大资本家的代表,为何会不支持开海呢?
哪个资本家嫌弃钱赚的少了?
什么?
垄断走私?
拜托,走私能赚多少?
隆庆开海最终选择在了福建,还是月港这种小地方,原因也有江南的固有势力太过于强大,导致政策在此地无法实行的无奈选择。
这个观点的最大错误之处,就是用东林党将整个江南的势力都代表了。
事实上,在江南地区,东林党并非最强大的势力。
真正垄断了东南财贸、阻扰开海的人,其实是东南的勋贵、大地主、世家。
比如魏国公府、浙党等等,这些人才是大地主的代表。
说东林党垄断走私,那就更是笑话了。
彼时的东林党手中既无权,又无兵,怎么打通海禁,把货物运出去?
真正能够做到的这些的,必然是掌控了东南兵权和政权的勋贵、世家。
这也是为什么嘉靖朝时期抗倭,戚继光、胡宗宪、谭纶等人都需要另外募兵,俞大猷又起于福建、并非江浙的缘故。
抗倭之后,胡宗宪惨死,戚继光、谭纶被远调,俞大猷缩回了福建,这就是东南的勋贵、世家反扑的结果。
同样的,也因为东南的勋贵、世家太过于强大,东林党不得不将开海的地点放到福建。
后来东林党扶持郑芝龙的目的,也是因为在陆地上突破不了东南勋贵、世家的围堵,不得不从海上来解决问题。
那个时候,东林党和世家勋贵之间的矛盾就在于,东林党代表的商贾、手工业者生产出来了货物却卖不出去,只能接受世家勋贵的剥削,通过勋贵世家的手发卖到海外。
正是基于这个事实,那时的东林党对于明朝的政策制定、国策运行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
从什么时候开始,东林党变质了呢?
恰恰是在万历后期,尤其是天启年间。
因为万历、天启两代皇帝重用阉宦,四处盘剥敛财,让东林党和东南的勋贵世家迅速合流。
想想,万历、天启派出那么多的矿监、税监,霸占矿山和交通,横征暴敛。
而这些矿山、商道原来是属于谁的?
各条商路上穿梭的货物都是谁的?
还不是勋贵世家的。
也就是说,万历、天启两代皇帝的倒行逆施,让原本是对头的东南勋贵世家和东林党迅速达成了统一战线。
这也是万历年间,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会那么惨烈的一个原因。
因为东林党背后有了更大的支持,所以才有能量和胆气去抗争。
可这种合流,虽然符合斗争形势,带给东林党的却不是好事。
这个原本具备积极意义的势力,迅速开始腐化,这才渐渐成为了大地主的代言人。
如果形象比喻的话,东林党就好比后来的KMT。
一开始也是反帝反封建,反压迫,追求民族独立、国家强盛的进步势力,但后来却成为了帝国主义、买办阶级、大地主阶级的代言人,堕落为了反动势力。
这种变化,此时东林党中的有识之士或许看的见,但肯定说不出所以然来。
毕竟这是时代的局限性导致的。
如侯恂、刘宗周这等目光敏锐之士,只是察觉到了危机,但是却不知道这危机是什么,从何而来,又该如何解决。
相反左梦庚拥有着后世的观念,当真是火眼金睛,一语道破。
如今的东林党,已经不再是那个代表资产阶级、手工业者、普通民众的进步势力了,而是堕落为了操持权柄的大地主阶级。
阶级属性的变化,正是东林党危机的来源。
如今东林党的高层,早已忘记了曾经的峥嵘岁月,眼睛里只有朝廷空出来的高位,哪怕是自己人,也是要争上那么一争的。
韩爌回朝,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
泰昌、天启年间,韩爌就已经是大学士了。在如今的东林当中,妥妥的最顶级大佬。
崇祯也是出于这个目的,才将他召回,担任内阁首辅。
值得一提的是,韩爌也是山西蒲州人,年轻时没少受到王崇古的赏识和提拔。
东林党和晋党,本就是盟友。
可韩爌这么一回来,钱龙锡就坐蜡了。
他可是“堂堂正正”金瓶抽签出来的首位阁臣,按理说,这个首辅就该是他的。
结果空降了一个韩爌下来,钱龙锡心里的滋味可想而知。
虽然崇祯用袁崇焕督抚辽东来安抚钱龙锡,可一个袁崇焕,能和内阁首辅比吗?
再说了,钱龙锡恐怕还不知道,此时的袁崇焕已经有了二心。
钱谦益和周延儒的矛盾,那就更加没法化解了。
这两人都是少有才名,天资出众,文采过人之辈,在老一代的东林党人之后,如今成为了东林党中的明星。
可偏偏两人的矛盾由来已久。
周延儒是宜兴人,也就是今天的无锡。
而钱谦益,则是苏州府人。
俗话说,苏松常那才是江南。
你个宜兴的,也配待在苏联?
而且两人的崛起之路也不相同。
周延儒是典型的学霸,别的不行,就考试厉害。
钱谦益更像是艺术生,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那是样样精通、样样顶尖。
学霸的眼中,艺术生那是什么?
学渣。
艺术生的眼中,学霸是什么?
书呆子。
偏偏东林党内,苏、松、常等人的成员最多,纷纷围绕在钱谦益的身边,为他吹捧造势。
周延儒则属于被排挤的对象,在东林党内根本没什么朋友。
他的这种状况,让东林党内的新兴势力颇为同情,纷纷对他进行支持。
这个新兴势力,就是张溥为首的复社。
侯恂和刘宗周可能还不知道,周延儒此时已经有了二心,准备联合浙党的温体仁来共同对付钱谦益了。
面对乱局,他们苦思而不得良策,徒呼奈何。
左梦庚倒是干脆。
“今日之东林,无论先贤还是后进,均已被权力、名利蒙蔽了双眼。二位老大人何不另起炉灶,效仿泾阳公,重开日月,再造东林呢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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