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章
此次邂逅之后,他像是对我发生了浓厚兴趣,每天清晨都会在“波将金”石阶的尽头等我一起锻炼,逼得我天天按时起床和他会合。混得熟了,有时候下了课,也会和他一起去快餐店吃顿饭。
我大概是有严重的“制服诱惑”情结,曾经因为对德国军服的崇拜,被人在网上狂砸过板儿砖。而安德烈平时干净得象个学生,穿起警服就帅得难以形容,深邃的蓝眼睛在帽檐下带点冷冷的神情,是我见过的最英俊的警察。
不过比起中国人的伶俐,安德烈和大部分东欧的同龄人一样,有点没心没肺的纯朴,思维总是直来直去,好象脑子里缺根弦。
他开着一辆二手“拉达”,前苏联的著名国产品牌车,四四方方一个壳,乌里八涂的颜色,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虽然他并不承认这是辆破车,可北京街头曾经一块二一公里的破夏利,都比他的车整齐。
他为此严重抗议:“拉达也曾是世界十大汽车品牌之一。”
我不跟他争辩,只是问他,“听说你们做警察的,黑钱收得很厉害,黑社会都黑不过你们,你怎么窘成这样?”
安德烈的脸慢慢涨红了,无意中提高了声音,“玫,我希望你向我道歉,我不知道你从哪儿听来的消息,但我从没有起过任何渎职的念头,我很骄傲我是个警察。”
“对不起,”我没想到他这么敏感,连忙认错,“我言重了。”
“你应该道歉,玫,你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子,我喜欢你,可是你不能误解我。”他说得很认真。
安德烈真是个英俊的男孩儿,连生气的时候都让人心折,我把手插在裤兜里,看着他笑,“安德烈,你真象个孩子。中国有句老话,叫做近墨者黑,总有一天,你会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。”
他叹一口气,无可奈何地望着我,“也许你说得对,警局已经三个月没有发薪了,人总要活下去。”
他说的是实情。一个警察的起薪,通常只有四百格里夫纳(乌克兰货币),不到八十美金。
二零零二年的乌克兰,经济已经开始复苏,但平均收入仍低于国内,物价却比国内高出一倍有余。进入天寒地冻的冬季,蔬菜瓜果更是贵得让人乍舌,西红柿每公斤接近八个美金,黄瓜则超过十二个美金。我每月有二百多美金的生活费,也只能偶尔打打牙祭,而当地人的餐桌上,仅有土豆、洋葱和胡萝卜,吃到人反胃。
我耸耸肩,学着瓦西里的口气说:“算了,安德烈同志,面包会有的,一切都会有的。跟我走,我请你喝酒。”
“真的?”他喜出望外,看得出是真正高兴。我走过去接受他的拥抱,然后把手臂穿进他的臂弯。
来乌克兰四个月,对斯拉夫民族表示亲热的方式,我从最初的惶恐已经逐渐适应,但和男性实施起来还是不大自然。不过在安德烈面前,我总是控制不住地言行轻佻,也许是他太实在,很容易就让人消除戒心。
酒馆里人声嘈杂,挤满了口沫飞溅的当地居民。安德烈护着我穿过柜台前的人群,在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里坐下。
那天他喝了很多,也说了很多,他的父母,他的兄弟姐妹,他的工作前途,英文中夹着俄文单词,我默默听着。
其实社会的变革,也就两种方式,要么像钝刀子拉肉似的和平演变,要么是手起刀落的政治剧变。反正承受家国劫难的,永远是底层的普通百姓。
和大多数前苏联人一样,他们无限怀念苏维埃解体前的生活水平,那时的卢布,曾是世界上最值钱的货币之一,而如今的俄罗斯黑市,一美金可以兑换到四百卢布。
安德烈的家庭背景,和我很象。父母都是乌克兰最大造船厂的工程师,五十年代在中国工作过,所以安德烈也能说几句蹩脚的中文。他们家在苏联解体前,曾属于生活优裕的中上阶层,九一年之后则物事全非。
安德烈自己在大学修的是西方文学史,毕业后却设法加入了警局,因为警察至少职业稳定,又比一般的公务员多些保障。
“安德烈,”我终于瞅了个空子插进话,问出心中埋藏许久的疑问,“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,我什么样子?”
我一直想弄明白,我记忆空白的那段时间,究竟发生过什么。
“非常狼狈。”他看着我,眼底有一丝柔软的笑意,“一直在哭,脸上身上全是血,我以为你受了伤,让女警替你洗过脸,才发现什么事都没有,就把你带进问讯室,后来的事,你应该都记得。”
安德烈描述的,好像和孙嘉遇说的差不多。我红着脸问:“就这些?”
他眨眨眼,“就这些。”
“现场不是还有一个中国人嘛,他说了些什么?”
“你说的,是那个姓孙的中国人?”他看着我,似乎有些困惑,最终摇摇头,“和你一样,什么也没说。你认识他?”
“不,只是好奇。”望着安德烈的眼睛,我忽然觉得心虚,“你干嘛这种表情?”
“幸好你不认识他。”他慢吞吞地说,“否则我们两个就不能坐在这里喝酒了。”
“为什么?”我睁大双眼。
“孙一直是税警和警察的目标。几进几出警局,没有足够的证据,每次只能不了了之。”
我有点明白安德烈的意思了。他身在犯罪科,如果我和孙嘉遇相熟,作为涉案警察,他自然需要避嫌。
“可是……”我迟疑地问,“每次都要花钱才能放人是吧?”
安德烈紧闭双唇不肯回答,但是他的表情分明已经默认。
我冷笑一声:“刚才还说不黑呢,中国人在你们乌克兰警察眼里,就是花旗银行。”
“他是真的有犯罪嫌疑。”安德烈拼命摇头,“你听说过‘灰色清关’吗?”
我点点头。
“孙就有一家这样的清关公司,他帮助进口商偷税漏税和走私!”
“那又怎么样?”我瞪着他。
对我的是非不分,安德烈表示出极大的震惊。他凑近我,将近一厘米的棕色长睫下是碧蓝冷峻的眼睛,“玫,你太幼稚,我知道他是你的国人,可这里是乌克兰的土地,如果他违法就要接受惩罚。”
我不快地闭上嘴,表示和他无话可说。说我幼稚,其实他才是真正的纯情。
灰色清关是独联体国家的一道独特风景,出关的进口商品,不论贵贱,拢堆儿按货柜算钱,没有任何清关单据,货主从此祸福自担。
即使我不清楚其中的真正内幕,但也知道这种清关公司,基本上都有当权的大人物做后台。简单说,就是典型的官商勾结,如果没有乌克兰当地政府的默许,灰色清关不可能如此猖獗。
在乌克兰的华商,提起灰色清关恨得牙痒,却又无可奈何。因为按照正常的清关程序,进口商品均以奢侈品300%征税。以廉价为卖点的中国商品,不走点歪门邪道,难道让那些批发商喝西北风?
不过我确实没想到,孙嘉遇做的竟是这一行,一直以为他是进口批发商。
察觉到我的不悦,安德烈也不再说话,气氛有些尴尬。
酒馆古老的留声机里放着怀旧的歌曲,一曲《山楂树》,让我想起爸妈,一时间有点难过。爸年轻的时候,拉一手漂亮的手风琴,就是靠几首苏联的靡靡之音,才把我妈追到手,这首歌我自小就耳熟能详。
我摇晃着身体,跟着旋律轻轻哼唱:“那茂密的山楂树白花开满枝头,哦,你可爱的山楂树为何要发愁……”
安德烈看我自得其乐的样子,明显松口气,过一会儿问我,“玫,你的名字在中文里是什么意思?”
我举起啤酒杯子笑笑,“你猜。”
“m-e-i,很象May的发音,”他低头想了想,试探着问,“五月?夏日?”
“错了。给你个提示,你想想,五月里乌克兰有什么花开放?”
“铃兰?鸢尾?矢车菊?”他仰头望着天花板,猜着猜着就开始胡说八道,“向日葵?”
酒精在身体里渐渐发散,我感觉到飘飘然的愉快,不禁大笑,“不对,再猜。”
“难道是玫瑰?”见我点头,他伸出手抚摸我的面颊,带着一点醉意,“美丽的名字,非常适合你。”
我有点儿不安,略略侧身避开他的手,“安德烈,你醉了。”
他依然固执地抚着我的脸,“玫,能否允许我说爱你?”
我站起身,“我累了,对不起,我想回家。”
安德烈一怔,随即明白我的意思,脸上分明有受伤的表情,放下手臂看我很久,才召来侍者结账,我抢着付了钱。
喝了酒不能再开车,我们在酒馆门口分手,他没有说送我,也没有说再见,一个人默默走开,我想他是真的醉了。
我明白这样对安德烈不公平,失去他的友谊我也很遗憾,可我心中渴望的那个人,并不是他。
那晚之后,我喜欢窝在他坐过的地方,细细回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个细节。虽然知道他是令维维伤心的人,可是我管不住自己的心。
马路上人烟稀少,我皱着眉头拉紧大衣,慢慢往回走。脸上不时感觉到冰凉,原来又下雪了,硕大的雪花从天空缓缓飘落,柔软得令人难以置信。我抬起头,鼻子不禁隐隐发酸,想家,也想北京。
奥德萨地处乌克兰南部,因为喀尔巴阡山脉的阻挡,不会经受西伯利亚寒流的侵袭,没有北京街头凛冽的寒风,但有整整三个月的冰雪覆盖期,一场大雪接一场大雪,直到来年三月,方可冰消雪融。
这里的冬天,触目皆白,是让人倍觉寂寞的冬季。
进入十二月,西方圣诞的气氛一日浓似一日。说它是西方圣诞,因为乌克兰以东正教徒居多,而东正教的圣诞日是元月七日。
就像中国的春节一样,离放假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,学校的气氛已经逐渐松弛。平常人满为患的琴房,一下子冷清了好多。我抓紧机会练琴,每天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。
自从万圣节过后,彭维维很是消沉了一段日子,独自在家里孵了许久。很多次我从学校回去,都能看到她蜷缩在客厅的沙发里,对着电视机发呆。电视里有时候播着新闻,有时候播着综艺节目,没有声音,只有屏幕上忽明忽灭的蓝光,映着她表情呆滞的脸庞。
直到最近两个星期,她才象缓过神来,恢复了常态,又重新开始她花枝招展的生涯,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,去赴不同的约会。候在楼下等着接她的座驾,从奔驰到保时捷,几乎没有哪天重过样,简直象世界名车秀。但是我再也没有看到过那辆黑色宝马。
找个机会我小心地问维维:“后来孙嘉遇找过你吗?”
她本来还笑吟吟的,一下翻了脸:“以后少在我跟前儿提这个人。”
我十分难堪,但也知道自个儿多管闲事,有点儿过分,即刻噤声,并提醒自己,以后不要和她提起任何与孙嘉遇有关的话题。
这天在学校,正和同学兴致勃勃商议假期的去处,有女孩儿跑来告诉我,“亲爱的,有位英俊绅士在门外等你。”
我以为是安德烈,从上次酒馆分手,他有将近一个月没和我联系了,于是披上大衣高高兴兴走出去。
在琴房的门口,背风处站着一个穿黑色长皮大衣的男人,门前路灯的光晕透过灯罩射下来,如同舞台上的聚光灯一般笼罩着他,贴身剪裁的大衣款式,明明白白勾勒出宽肩细腰的V型身段。
我迟疑地放慢脚步,这不是安德烈。安德烈是个纯朴的男孩,穿着举止仍象大学男生。而这位,只看背影,都知道是个风流人物。
我站住,可是方才的脚步声还是惊到了他,他转过脸,侧面线条如同完美的雕刻,眼睛更是黑得象寒冬的夜色。
这人竟是孙嘉遇。我的心开始怦怦乱跳,是意外,也有点小小的窃喜。
“你好!”他笑咪咪地招呼我,“我来讨债的,你没忘记欠我什么吧?”
在他面前,我轻而易举就变得笨嘴拙舌,一向的伶俐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维维的警告言犹在耳,但吃顿饭应该没什么吧?何况我确实欠着他的人情。抗拒再抗拒,最后我还是乖乖地跟着他上了车。
他带我去的地方,是一家私人俱乐部。叶卡琳娜二世时的古老建筑,温暖的帷幔和恰到好处的灯光,却是源自洛可可风格的瑰丽细腻,陌生但让人神往的布景。
我顿时退缩,磨蹭着不肯进去。
孙嘉遇奇怪:“你怎么了?”
“这种地方我请不起你。”我如实回答。
“你请我?”他大笑,“你成心想寒碜我是吧?”
“没有,我真的想谢谢你。”
他不由分说,一把拉住我的手,直接拽进了大门。侍者笑容满面迎上来,这回我学了乖,解开大衣纽扣,由着侍者帮忙褪下衣袖,取了大衣和帽子收进衣帽间。
旁边桌的人走过来招呼,象是孙嘉遇的熟人。“马克,好久不见。”那人的眼睛向我溜了溜,笑道,“哟,傍尖儿又换了?你丫的怎么越玩越回去了?”
“你他妈的,就是故意的,成心毁我是不是?”他有些挂不住,一脸窘态。
我只能转过头,假装欣赏墙上的装饰画。
菜上来了,大概是为了掩饰尴尬,孙嘉遇自己不怎么动,却不停地劝我,“尝尝这个,乌克兰的特色菜,味道怎么样?”
“嗯,挺好,不过原料是什么?”
“老实说,我也不知道,只知道俄文叫做‘庐卜提斯’。”他卷起舌头发出一个奇怪的音节。
我忍不住笑:“你是俄语专业出身吧?”
“不是,咱自学成才成吗?在这鬼地方呆了七年,都快赶上八年抗战了。”
我停下刀叉,吃惊地看着他,“你在这儿呆了七年?这个地方?”
“啊,怎么了?”他点起一根烟,人在烟雾后笑,“别只顾发呆,吃菜吃菜,再来点鱼子酱?”
我连连摇头,“不不不不……”简直象生吃鱼肝油,那股子腥臭味道,我永生难忘。别的不说,能忍受食物方面的不适和贫乏,在这里坚持七年,我就非常佩服。
等到甜食上来的时候,孙嘉遇递给我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。于是我看到了时尚杂志中见过无数遍的标志,那两个著名的大写字母:CD。掀开盒盖,里面是六个形态各异的小香水瓶。
“不知道哪种适合你,都试试得了。”他说。
“我从来不用香水。”摸索着那些晶莹剔透的玻璃瓶,明知不妥,想还回去又舍不得,心里矛盾万分。
“女孩儿哪儿能不用香水?”他隔着桌子伸出手,在我手背上拍了拍,“宝贝儿,你得学会让某种香氛成为你的特征。”
这句话让我动了心,维维似乎也说过同样的话。伊人已去,余香犹在,若有若无间沁人心脾,会让男人印象深刻。
“我不要。”犹豫半天我还是把盒子推回去。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,这顿晚餐的代价,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呢。
“你这人,怎么这么事儿啊?”他不耐烦,抓过我的背包,直接把香水盒塞进去。
这时候再拿腔作态就显得过了,我只好朝他笑一笑,“那就谢了。”
出门他就势拉起我的手,我任他握着,脸上有点发烫。他的手心温暖而干燥,指腹和虎口处却有一层薄薄的硬茧。
我用手指挠挠他手心的茧子,“这什么?劳动人民的手,嗳?”
他看着我做了个惊异的表情,两条眉毛一上一下倒悬着成了八点二十,“我爸是时传祥,你不知道?”
“时……时什么?”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,难免一脸迷糊。
他跺跺脚长叹一声:“代沟啊,我怎么就给忘了?来,帮你扫扫盲,时传祥,一九七五年全国劳动模范,对了,那时候你还没出生呢,他的职业是掏粪工人,哎,你不会连什么是掏粪工人都不知道吧?我打小就跟着他走千家串万户……”
“去你的!”听明白他在消遣我,我撂开他的手,自顾自往前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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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大概是有严重的“制服诱惑”情结,曾经因为对德国军服的崇拜,被人在网上狂砸过板儿砖。而安德烈平时干净得象个学生,穿起警服就帅得难以形容,深邃的蓝眼睛在帽檐下带点冷冷的神情,是我见过的最英俊的警察。
不过比起中国人的伶俐,安德烈和大部分东欧的同龄人一样,有点没心没肺的纯朴,思维总是直来直去,好象脑子里缺根弦。
他开着一辆二手“拉达”,前苏联的著名国产品牌车,四四方方一个壳,乌里八涂的颜色,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虽然他并不承认这是辆破车,可北京街头曾经一块二一公里的破夏利,都比他的车整齐。
他为此严重抗议:“拉达也曾是世界十大汽车品牌之一。”
我不跟他争辩,只是问他,“听说你们做警察的,黑钱收得很厉害,黑社会都黑不过你们,你怎么窘成这样?”
安德烈的脸慢慢涨红了,无意中提高了声音,“玫,我希望你向我道歉,我不知道你从哪儿听来的消息,但我从没有起过任何渎职的念头,我很骄傲我是个警察。”
“对不起,”我没想到他这么敏感,连忙认错,“我言重了。”
“你应该道歉,玫,你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子,我喜欢你,可是你不能误解我。”他说得很认真。
安德烈真是个英俊的男孩儿,连生气的时候都让人心折,我把手插在裤兜里,看着他笑,“安德烈,你真象个孩子。中国有句老话,叫做近墨者黑,总有一天,你会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。”
他叹一口气,无可奈何地望着我,“也许你说得对,警局已经三个月没有发薪了,人总要活下去。”
他说的是实情。一个警察的起薪,通常只有四百格里夫纳(乌克兰货币),不到八十美金。
二零零二年的乌克兰,经济已经开始复苏,但平均收入仍低于国内,物价却比国内高出一倍有余。进入天寒地冻的冬季,蔬菜瓜果更是贵得让人乍舌,西红柿每公斤接近八个美金,黄瓜则超过十二个美金。我每月有二百多美金的生活费,也只能偶尔打打牙祭,而当地人的餐桌上,仅有土豆、洋葱和胡萝卜,吃到人反胃。
我耸耸肩,学着瓦西里的口气说:“算了,安德烈同志,面包会有的,一切都会有的。跟我走,我请你喝酒。”
“真的?”他喜出望外,看得出是真正高兴。我走过去接受他的拥抱,然后把手臂穿进他的臂弯。
来乌克兰四个月,对斯拉夫民族表示亲热的方式,我从最初的惶恐已经逐渐适应,但和男性实施起来还是不大自然。不过在安德烈面前,我总是控制不住地言行轻佻,也许是他太实在,很容易就让人消除戒心。
酒馆里人声嘈杂,挤满了口沫飞溅的当地居民。安德烈护着我穿过柜台前的人群,在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里坐下。
那天他喝了很多,也说了很多,他的父母,他的兄弟姐妹,他的工作前途,英文中夹着俄文单词,我默默听着。
其实社会的变革,也就两种方式,要么像钝刀子拉肉似的和平演变,要么是手起刀落的政治剧变。反正承受家国劫难的,永远是底层的普通百姓。
和大多数前苏联人一样,他们无限怀念苏维埃解体前的生活水平,那时的卢布,曾是世界上最值钱的货币之一,而如今的俄罗斯黑市,一美金可以兑换到四百卢布。
安德烈的家庭背景,和我很象。父母都是乌克兰最大造船厂的工程师,五十年代在中国工作过,所以安德烈也能说几句蹩脚的中文。他们家在苏联解体前,曾属于生活优裕的中上阶层,九一年之后则物事全非。
安德烈自己在大学修的是西方文学史,毕业后却设法加入了警局,因为警察至少职业稳定,又比一般的公务员多些保障。
“安德烈,”我终于瞅了个空子插进话,问出心中埋藏许久的疑问,“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,我什么样子?”
我一直想弄明白,我记忆空白的那段时间,究竟发生过什么。
“非常狼狈。”他看着我,眼底有一丝柔软的笑意,“一直在哭,脸上身上全是血,我以为你受了伤,让女警替你洗过脸,才发现什么事都没有,就把你带进问讯室,后来的事,你应该都记得。”
安德烈描述的,好像和孙嘉遇说的差不多。我红着脸问:“就这些?”
他眨眨眼,“就这些。”
“现场不是还有一个中国人嘛,他说了些什么?”
“你说的,是那个姓孙的中国人?”他看着我,似乎有些困惑,最终摇摇头,“和你一样,什么也没说。你认识他?”
“不,只是好奇。”望着安德烈的眼睛,我忽然觉得心虚,“你干嘛这种表情?”
“幸好你不认识他。”他慢吞吞地说,“否则我们两个就不能坐在这里喝酒了。”
“为什么?”我睁大双眼。
“孙一直是税警和警察的目标。几进几出警局,没有足够的证据,每次只能不了了之。”
我有点明白安德烈的意思了。他身在犯罪科,如果我和孙嘉遇相熟,作为涉案警察,他自然需要避嫌。
“可是……”我迟疑地问,“每次都要花钱才能放人是吧?”
安德烈紧闭双唇不肯回答,但是他的表情分明已经默认。
我冷笑一声:“刚才还说不黑呢,中国人在你们乌克兰警察眼里,就是花旗银行。”
“他是真的有犯罪嫌疑。”安德烈拼命摇头,“你听说过‘灰色清关’吗?”
我点点头。
“孙就有一家这样的清关公司,他帮助进口商偷税漏税和走私!”
“那又怎么样?”我瞪着他。
对我的是非不分,安德烈表示出极大的震惊。他凑近我,将近一厘米的棕色长睫下是碧蓝冷峻的眼睛,“玫,你太幼稚,我知道他是你的国人,可这里是乌克兰的土地,如果他违法就要接受惩罚。”
我不快地闭上嘴,表示和他无话可说。说我幼稚,其实他才是真正的纯情。
灰色清关是独联体国家的一道独特风景,出关的进口商品,不论贵贱,拢堆儿按货柜算钱,没有任何清关单据,货主从此祸福自担。
即使我不清楚其中的真正内幕,但也知道这种清关公司,基本上都有当权的大人物做后台。简单说,就是典型的官商勾结,如果没有乌克兰当地政府的默许,灰色清关不可能如此猖獗。
在乌克兰的华商,提起灰色清关恨得牙痒,却又无可奈何。因为按照正常的清关程序,进口商品均以奢侈品300%征税。以廉价为卖点的中国商品,不走点歪门邪道,难道让那些批发商喝西北风?
不过我确实没想到,孙嘉遇做的竟是这一行,一直以为他是进口批发商。
察觉到我的不悦,安德烈也不再说话,气氛有些尴尬。
酒馆古老的留声机里放着怀旧的歌曲,一曲《山楂树》,让我想起爸妈,一时间有点难过。爸年轻的时候,拉一手漂亮的手风琴,就是靠几首苏联的靡靡之音,才把我妈追到手,这首歌我自小就耳熟能详。
我摇晃着身体,跟着旋律轻轻哼唱:“那茂密的山楂树白花开满枝头,哦,你可爱的山楂树为何要发愁……”
安德烈看我自得其乐的样子,明显松口气,过一会儿问我,“玫,你的名字在中文里是什么意思?”
我举起啤酒杯子笑笑,“你猜。”
“m-e-i,很象May的发音,”他低头想了想,试探着问,“五月?夏日?”
“错了。给你个提示,你想想,五月里乌克兰有什么花开放?”
“铃兰?鸢尾?矢车菊?”他仰头望着天花板,猜着猜着就开始胡说八道,“向日葵?”
酒精在身体里渐渐发散,我感觉到飘飘然的愉快,不禁大笑,“不对,再猜。”
“难道是玫瑰?”见我点头,他伸出手抚摸我的面颊,带着一点醉意,“美丽的名字,非常适合你。”
我有点儿不安,略略侧身避开他的手,“安德烈,你醉了。”
他依然固执地抚着我的脸,“玫,能否允许我说爱你?”
我站起身,“我累了,对不起,我想回家。”
安德烈一怔,随即明白我的意思,脸上分明有受伤的表情,放下手臂看我很久,才召来侍者结账,我抢着付了钱。
喝了酒不能再开车,我们在酒馆门口分手,他没有说送我,也没有说再见,一个人默默走开,我想他是真的醉了。
我明白这样对安德烈不公平,失去他的友谊我也很遗憾,可我心中渴望的那个人,并不是他。
那晚之后,我喜欢窝在他坐过的地方,细细回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个细节。虽然知道他是令维维伤心的人,可是我管不住自己的心。
马路上人烟稀少,我皱着眉头拉紧大衣,慢慢往回走。脸上不时感觉到冰凉,原来又下雪了,硕大的雪花从天空缓缓飘落,柔软得令人难以置信。我抬起头,鼻子不禁隐隐发酸,想家,也想北京。
奥德萨地处乌克兰南部,因为喀尔巴阡山脉的阻挡,不会经受西伯利亚寒流的侵袭,没有北京街头凛冽的寒风,但有整整三个月的冰雪覆盖期,一场大雪接一场大雪,直到来年三月,方可冰消雪融。
这里的冬天,触目皆白,是让人倍觉寂寞的冬季。
进入十二月,西方圣诞的气氛一日浓似一日。说它是西方圣诞,因为乌克兰以东正教徒居多,而东正教的圣诞日是元月七日。
就像中国的春节一样,离放假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,学校的气氛已经逐渐松弛。平常人满为患的琴房,一下子冷清了好多。我抓紧机会练琴,每天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。
自从万圣节过后,彭维维很是消沉了一段日子,独自在家里孵了许久。很多次我从学校回去,都能看到她蜷缩在客厅的沙发里,对着电视机发呆。电视里有时候播着新闻,有时候播着综艺节目,没有声音,只有屏幕上忽明忽灭的蓝光,映着她表情呆滞的脸庞。
直到最近两个星期,她才象缓过神来,恢复了常态,又重新开始她花枝招展的生涯,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,去赴不同的约会。候在楼下等着接她的座驾,从奔驰到保时捷,几乎没有哪天重过样,简直象世界名车秀。但是我再也没有看到过那辆黑色宝马。
找个机会我小心地问维维:“后来孙嘉遇找过你吗?”
她本来还笑吟吟的,一下翻了脸:“以后少在我跟前儿提这个人。”
我十分难堪,但也知道自个儿多管闲事,有点儿过分,即刻噤声,并提醒自己,以后不要和她提起任何与孙嘉遇有关的话题。
这天在学校,正和同学兴致勃勃商议假期的去处,有女孩儿跑来告诉我,“亲爱的,有位英俊绅士在门外等你。”
我以为是安德烈,从上次酒馆分手,他有将近一个月没和我联系了,于是披上大衣高高兴兴走出去。
在琴房的门口,背风处站着一个穿黑色长皮大衣的男人,门前路灯的光晕透过灯罩射下来,如同舞台上的聚光灯一般笼罩着他,贴身剪裁的大衣款式,明明白白勾勒出宽肩细腰的V型身段。
我迟疑地放慢脚步,这不是安德烈。安德烈是个纯朴的男孩,穿着举止仍象大学男生。而这位,只看背影,都知道是个风流人物。
我站住,可是方才的脚步声还是惊到了他,他转过脸,侧面线条如同完美的雕刻,眼睛更是黑得象寒冬的夜色。
这人竟是孙嘉遇。我的心开始怦怦乱跳,是意外,也有点小小的窃喜。
“你好!”他笑咪咪地招呼我,“我来讨债的,你没忘记欠我什么吧?”
在他面前,我轻而易举就变得笨嘴拙舌,一向的伶俐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维维的警告言犹在耳,但吃顿饭应该没什么吧?何况我确实欠着他的人情。抗拒再抗拒,最后我还是乖乖地跟着他上了车。
他带我去的地方,是一家私人俱乐部。叶卡琳娜二世时的古老建筑,温暖的帷幔和恰到好处的灯光,却是源自洛可可风格的瑰丽细腻,陌生但让人神往的布景。
我顿时退缩,磨蹭着不肯进去。
孙嘉遇奇怪:“你怎么了?”
“这种地方我请不起你。”我如实回答。
“你请我?”他大笑,“你成心想寒碜我是吧?”
“没有,我真的想谢谢你。”
他不由分说,一把拉住我的手,直接拽进了大门。侍者笑容满面迎上来,这回我学了乖,解开大衣纽扣,由着侍者帮忙褪下衣袖,取了大衣和帽子收进衣帽间。
旁边桌的人走过来招呼,象是孙嘉遇的熟人。“马克,好久不见。”那人的眼睛向我溜了溜,笑道,“哟,傍尖儿又换了?你丫的怎么越玩越回去了?”
“你他妈的,就是故意的,成心毁我是不是?”他有些挂不住,一脸窘态。
我只能转过头,假装欣赏墙上的装饰画。
菜上来了,大概是为了掩饰尴尬,孙嘉遇自己不怎么动,却不停地劝我,“尝尝这个,乌克兰的特色菜,味道怎么样?”
“嗯,挺好,不过原料是什么?”
“老实说,我也不知道,只知道俄文叫做‘庐卜提斯’。”他卷起舌头发出一个奇怪的音节。
我忍不住笑:“你是俄语专业出身吧?”
“不是,咱自学成才成吗?在这鬼地方呆了七年,都快赶上八年抗战了。”
我停下刀叉,吃惊地看着他,“你在这儿呆了七年?这个地方?”
“啊,怎么了?”他点起一根烟,人在烟雾后笑,“别只顾发呆,吃菜吃菜,再来点鱼子酱?”
我连连摇头,“不不不不……”简直象生吃鱼肝油,那股子腥臭味道,我永生难忘。别的不说,能忍受食物方面的不适和贫乏,在这里坚持七年,我就非常佩服。
等到甜食上来的时候,孙嘉遇递给我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。于是我看到了时尚杂志中见过无数遍的标志,那两个著名的大写字母:CD。掀开盒盖,里面是六个形态各异的小香水瓶。
“不知道哪种适合你,都试试得了。”他说。
“我从来不用香水。”摸索着那些晶莹剔透的玻璃瓶,明知不妥,想还回去又舍不得,心里矛盾万分。
“女孩儿哪儿能不用香水?”他隔着桌子伸出手,在我手背上拍了拍,“宝贝儿,你得学会让某种香氛成为你的特征。”
这句话让我动了心,维维似乎也说过同样的话。伊人已去,余香犹在,若有若无间沁人心脾,会让男人印象深刻。
“我不要。”犹豫半天我还是把盒子推回去。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,这顿晚餐的代价,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呢。
“你这人,怎么这么事儿啊?”他不耐烦,抓过我的背包,直接把香水盒塞进去。
这时候再拿腔作态就显得过了,我只好朝他笑一笑,“那就谢了。”
出门他就势拉起我的手,我任他握着,脸上有点发烫。他的手心温暖而干燥,指腹和虎口处却有一层薄薄的硬茧。
我用手指挠挠他手心的茧子,“这什么?劳动人民的手,嗳?”
他看着我做了个惊异的表情,两条眉毛一上一下倒悬着成了八点二十,“我爸是时传祥,你不知道?”
“时……时什么?”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,难免一脸迷糊。
他跺跺脚长叹一声:“代沟啊,我怎么就给忘了?来,帮你扫扫盲,时传祥,一九七五年全国劳动模范,对了,那时候你还没出生呢,他的职业是掏粪工人,哎,你不会连什么是掏粪工人都不知道吧?我打小就跟着他走千家串万户……”
“去你的!”听明白他在消遣我,我撂开他的手,自顾自往前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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